醫療用品行業是攸關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領域,該行業通過全球貿易和科技交流產生的正外部性和溢出效應,不能簡單用經濟收益衡量。新冠疫情的沖擊再次表明,醫療用品的全球貿易既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需要,更對全球公共衛生安全有重要影響。新冠疫情的有效控制離不開各種醫療用品的配合。由於醫療貿易用品國際分工不同和疫情的不確定性,疫情暴發后,各國和地區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醫療資源透支現象。我國是國際醫療產品的主要供給和需求方之一,也是最早且有效控制新冠疫情並逐漸恢復生產的國家。擴大醫療產品的國際供給,既是承擔新冠疫情防控的國際義務,也是未來我國在國際標准、國際規則調整和重構中獲取話語權的重要鋪墊。 一、疫情相關醫療用品的國際分工情況 醫療貿易產品廣泛分布在HS編碼各章節。WTO統計報告顯示,與新冠疫情關聯密切的醫療貿易產品近90余種。按照產品用途,可以劃分為藥品、醫療耗材(消殺用品等)、醫療設備和個人防護用品(香皂、口罩、護目鏡等)四類產品;按照技術水平,又可以劃分為知識密集型產品(藥品)、資本密集型產品(醫療設備)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個人防護用品和醫療耗材)三大類。 疫情相關醫療用品貿易大國主要為發達國家,中國是前十位醫療用品貿易大國中唯一的發展中國家。醫療用品貿易是發達國家貿易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發達國家的醫療用品貿易佔總貿易的比重均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愛爾蘭和瑞士的醫療貿易出口在本國總出口中更佔到了30%以上;中國則相反,醫療用品貿易在本國貿易中佔比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疫情相關醫療用品的貿易結構也相應表現出發達國家主導的特征,體現在其藥品的貿易佔比最高,醫療耗材和醫療設備次之,個人防護用品的貿易比重較低。此外,除日本和愛爾蘭外,其他發達國家在貿易上總體呈現“大進大出”的特點,特別在藥品貿易上,發達國家既是供給大國也是需求大國,產業內貿易活躍;中國的貿易結構與發展中國家充裕的要素稟賦相符,以個人防護用品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出口結構中具有相對優勢,對藥品則高度依賴進口。 新冠疫情相關醫療用品的國際貿易格局直接反映了醫療產業的國際生產能力。盡管世界各國和地區尋求在醫療用品行業提高國產化水平,但受限於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醫療用品的生產能力既存在區域差異又高度依賴國際合作。應對新冠疫情需要醫療行業硬件資源和軟件資源的雙向配合,硬件資源包括各類醫療用品,軟件資源包括專業醫護人員和醫療設備操作人員,且醫療軟件資源的可獲得性、可生產性和可貿易性均低於硬件資源。如果將應對新冠疫情所需的各類硬件資源按照效用排序,在控制新冠疫情傳播速度和范圍上表現為:個人防護用品>醫療耗材>藥品>醫療設備,也可以認為: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密集型產品>知識密集型產品;在加快新冠疫情終結進程和效率上表現為:藥品>醫療設備>醫療耗材>個人防護用品,也可以認為:知識密集型產品>資本密集型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 口罩、呼吸機和疫苗分別是與疫情防控相關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密集型產品和知識密集型產品的典型代表。其中,以口罩為代表的個人防護用品供應是阻斷新冠疫情傳播的最有效方式;以呼吸機為代表的醫療設備儲備情況是減緩新冠疫情病死率的重要因素;以疫苗為代表的藥品研發、試驗和產能是決定新冠疫情結束的關鍵環節。在口罩生產上,中國與歐美發達國家共分一杯羹。2019年,中國、德國和美國的口罩合計出口佔據了全球口罩供應的半壁江山,中國口罩出口比重在世界佔比近1/4。全球呼吸機產能主要集中在歐洲,德國德爾格、瑞典潔定集團和瑞士漢密爾頓醫療公司是重要的呼吸機供應商,中國具有一定的呼吸機產能,但關鍵零部件受到海外供應鏈制約。疫苗研發屬於生物制藥領域,本質上是高技術行業。通過對WIOD的最新地區間投入產出表進行測算,2014年G7國家的基礎藥品和制劑行業的平均增加值率達到近47%,盡管中國是醫藥貿易大國,但是該行業的增加值率僅為27%。目前,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WHO等國際組織的協調,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開始意識到疫苗接種的重要性,世界范圍內的進口替代疫苗種類也在不斷增加,但在預防重大傳染疾病的疫苗品類上,發展中國家仍依賴於從歐美發達國家和地區進口。英國葛蘭素史克、法國賽諾菲、美國默沙東和美國輝瑞是四大疫苗寡頭,2018年的合計業務收入佔全球疫苗市場的90%以上。總體而言,發達國家和地區在知識密集型產品和資本密集型產品上具有壟斷優勢,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個人防護用品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歐洲和北美洲是醫療用品的主要研發基地,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 二、疫情下全球醫療貿易供需缺口及影響 為了最大限度地阻斷疫情傳播渠道,控制疫情蔓延勢頭,各個國家和地區均採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和隔離措施。根據中國貿促會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4月底,已經有近193個國家和地區因新冠疫情採取了相關措施,涵蓋貨物貿易、船舶/航班/列車、邊境口岸、人員入境等領域;同時,還有131個國家和地區宣布進入國際緊急狀態,進一步強化了內部和外部的社交距離管控。在全球價值鏈國際分工的背景下,面對疫情突發式的沖擊和波浪式的蔓延,在世界范圍內採取適當的管控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各國和地區的疫情承受能力不一,借鑒的歷史經驗和參照的法律依據也不同,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協調性的管控模式較為困難,過度防疫或防疫不足也為疫情的有效控制帶來了挑戰。特別是對疫情相關的醫療用品進行貿易限制,降低了疫情發展趨勢的可預見性,提高了全球共克時艱的難度。 《1994年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的第20條款允許各成員為公民健康或糧食安全實行出口限制,是此次新冠疫情各國採取限制性措施時援引最多的WTO條款,但該條款也提出某一成員援引時應考慮採取措施的必要性、預期效果和其他成員實施替代措施的合理性,避免條款的濫用。WTO的分析報告顯示,目前共有80個國家和地區對新冠疫情相關的醫療用品實施了出口禁止或限制措施,其中主動向WTO進行數量限制措施通報的國家數量不足1/2,受到貿易管制的產品以勞動密集型的個人防護用品為主(圖1),佔比近七成,其中以口罩、護目鏡為典型代表的眼部和面部防護用品遭受的出口限制最多。呼吸機和核酸試劑等技術含量較高的新冠疫情醫療物資主要由少數國家和地區供應,目前沒有形成全球層面的貿易限制。 由於新冠疫情具有空前的危害性,且國際分工背景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能夠完全獨立生產並滿足內部需要的所有醫療用品,當新冠疫情大面積暴發時,各國和地區的醫療資源都面臨著透支的可能,全球層面表現為醫療用品供不應求。伴隨著各國和地區對個人防護用品的流動性限制加強,勞動密集型的醫療用品需求缺口最為顯著。據CNBC報道,美國目前庫存1200萬個N95口罩和3000萬個外科口罩,在大流行的情況下,隻能滿足專業醫護人員1%的需求,其他國家和地區也表現出了不同程度的“口罩荒”,並有別於“呼吸機荒”和“試劑荒”。 各國和地區採取醫療用品貿易限制措施的出發點是為了避免國內疫情物資短缺,但大范圍的醫療用品貿易限制適得其反,反而會造成世界范圍的規模不經濟。短期內,一國和地區採取醫療用品貿易限制措施能夠增加內部供給,降低價格水平,國內防疫水平提升,但同時導致國際產品供給減少,有進口需求的國家受到嚴重影響,全球防疫效果下降。長期內,採取醫療用品貿易限制措施國家的出口商外部訂單需求不足,且國內相對較低的價格挫傷了其生產積極性,加之外部價格較高催生的走私活動增加,將可能降低國內防疫用品的可獲得性,增加了未來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的風險。此外,外部有進口需求的國家和地區可能重新考慮價值鏈布局的安全性,甚至可能轉而尋求國內生產,比較劣勢使國內生產面臨資源配置錯位導致成本高企而難以持續,這種連鎖反應進一步加劇了全球供給的減少,價格螺旋式上升。此外,各國和地區對人體健康休戚相關的醫療用品進行貿易限制,還將引發部分國家對糧食和衛生紙等物資的高度緊張,如果各國和地區在新冠疫情之后將臨時性貿易政策常態化,由此帶來的負向溢出效應會加劇全球貿易和公共衛生防疫的系統性扭曲。 三、疫情下中國醫療貿易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中國受到此次新冠疫情沖擊的時間較早,由於防控措施果斷及時有效,最早控制住疫情大范圍傳播,在產業重啟上具有時間優勢。同時,中國的工業門類相對齊全,具有一定的資本和技術積累,在世界疫情相關的醫療物資短缺階段,中國醫療產品貿易中的勞動、資本和知識密集型產品都面臨著一定的機遇。 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2017—2019年中國個人防護用品在同類產品的世界出口市場份額中佔比最高,達到17%,高於第二名德國近4個百分點,高於第三名美國近7個百分點,其余國家和地區各自瓜分的市場份額均在5%以下,且中國的口罩出口優勢最顯著。眼部和面部防護用品、防護服和手套是目前受到貿易限制的前三類產品,與中國的醫療產能形成了巨大的互補性。 在資本密集型產品方面,以呼吸機類設備為例,2019年中國呼吸器和呼吸機佔據全球10%的出口份額,與荷蘭持平,但低於新加坡(18%)和美國(16%)。東興証券2020年3月底的數據顯示,海外對無創呼吸機和有創呼吸機的需求量分別約為62.9萬台和20.5萬台。中國目前取得較高海外資質的呼吸機廠家的產能約為世界的1/5,在該類產品的出口貿易上處於相對有利的賣方市場地位。 在知識密集型產品方面,自2020年3月11日中國向世界發布新冠病毒的全基因序列以來,已有多個國家的研究機構參與到新冠疫苗的研制中。根據《自然》的統計資料,截至2020年4月8日,全球已確認的在研候選疫苗有78種,其中近一半的疫苗研發機構位於北美,中國的疫苗開發商數量佔比約為18%,處於第二位。中國的疫苗研發節奏與世界持平並具有領先趨勢,截至2020年4月底,中國已有4個新冠疫苗進入臨床試驗,其中陳薇院士團隊的腺病毒載體疫苗成為全球首個啟動二期臨床研究的新冠疫苗品種。如果中國的新冠疫苗順利通過各期臨床試驗,達到審批標准后率先進入流通階段,中國將在此類藥品的國際市場份額上具有相對優勢。 盡管中國短期內在三種醫療產品的生產和貿易上具有較好的發展前景,但面臨的挑戰也不容小覷。醫療貿易的國際分工格局不能完全體現醫療產業錯綜復雜的價值鏈情況,伴隨新冠疫情的多種限制措施,國內和國外的上游原材料供應危機、高端產品的技術水平缺乏、海外訂單產品的標准不一、信息不對稱下的產品過剩等,都是中國在擴大醫療產品生產和貿易的同時需要兼顧的問題。 其一,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的挑戰。中國在個人防護用品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疫情暴發后,中國的口罩產能在短期內從800萬隻提升至1.5億隻,防護服產能也擴大了近30倍,隨著新冠疫情的好轉與其他地區的臨時生產線運轉,由此引發的潛在產能過剩不容忽視。同時,由於個人防護用品存在醫用和非醫用區別,即使個人防護用品在要素投入上整體表現為勞動密集特征,不同類型的個人防護用品也具有生產技術的差異。聚丙烯是口罩生產的上游原材料,用於醫用口罩中游原材料熔噴無紡布的生產,據工信部預計,一噸高熔指聚丙烯可生產90萬~100萬隻一次性醫用外科口罩,或20萬~25萬隻醫用N95口罩。我國的聚丙烯供給相對充足,但對熔噴無紡布生產過程中需要的設備噴頭主要依靠進口,目前我國尚未掌握這類關鍵零部件的生產能力。因此,我國在擴大口罩等個人防護品的生產中容易受到醫用產品的原材料限制。此外,中國的個人防護用品關稅為7.2%,同該類產品主要出口國比較稅率最高(表2),在市場需求和政府干預下,與其他同產品且低關稅的競爭國相比較,中國有失去最大市場份額的風險。 其二,資本密集型產品方面的挑戰。盡管中國在以呼吸機為典型代表的資本密集型產品上佔有一定的出口市場份額,但由於該類產品需要的標准認証和生產周期較長,依靠跨界生產實現短期內的大幅增長不具有可行性。中國的21家有創呼吸機廠家中僅有8家取得了歐盟CE強制性認証,在更專業的有創呼吸機海外出口方面,中國存在有效供給不足問題。工信部數據顯示,截至4月初,中國出口的呼吸機數量約為1.8萬台,其中有創呼吸機近4000台。在核心零部件海外供應不足的制約下,如何保持中國呼吸機的持續生產成為首要擔憂。即便中國的呼吸機產能得以保持,但呼吸機的造價成本高,操作與使用還需要經過專業培訓的醫護人員,從而對中國的有創呼吸機出口流向也有局限性。此外,體外膜肺氧合機(ECMO)等高端醫療裝備也是目前國內無法生產的。因此,疫情下中國的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機會窗口相對有限。 其三,知識密集型產品方面的挑戰。中國在新冠疫苗研發上取得的已有成績固然值得肯定,但還應考慮到疫苗的成功幾率具有不確定性,接下來的試驗階段尤為關鍵。目前,全球疫苗覆蓋傳染病的品種有38種,中國能自產預防的共34種,但在以帶狀疱疹疫苗、老年人流感疫苗為代表的病毒性疫苗上尚未實現國內開發。中國2018年人用疫苗的進口額是同期出口額的近7倍,而美國和德國這一數據分別約為2.4和1.8,荷蘭、愛爾蘭、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均實現了淨出口。總體來看,中國不具有疫苗類產品貿易上的生產與貿易優勢;盡管在個別獨創性疫苗(如埃博拉病毒疫苗、戊肝疫苗、EV71疫苗)的研發和生產方面處於前沿,但其出口尚處於進口國的審查環節,沒有形成規模出口。此外,疫情肆虐下疫苗研發和應用的商業性質相對弱化,中國發展以疫苗為代表的知識密集型產品貿易,更多的是為中國醫療貿易在價值鏈微笑曲線向上攀升增加積累,盡管在市場規模收益上收效甚微,但依然值得繼續推進。 四、疫情下促進中國醫療貿易發展的政策建議 新冠疫情加深了各國和地區對自身醫療產業的現實認知與潛力評估,也為國際醫療貿易發展提供了機遇和挑戰。中國是醫療用品貿易大國,可貿易產品類別多樣。此次疫情波浪式暴發,各國進入緊急狀態具有階段性,醫療用品需求強度高。中國目前有序復工復產,與國際疫情錯峰發展,應把握時間窗口,擴大具有比較優勢的醫療產品的國際供給,創造具有市場潛力的醫療產品的生產和貿易空間。一方面,可以促進自然優勢與可獲得性優勢結合,提高醫療貿易行業的整體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向世界展示我國的“美美與共,和而不同”的發展理念與治理能力,對遏制貿易保護主義、維護全球化成果大有裨益。 (一)遵循醫療產品比較優勢,發展重點貿易類別 盡管中國在疫情相關的各類醫療用品貿易中都佔據一席之地,但這種優勢在不同產品之間和相同產品之內具有層次性,如果以產能優勢、時間優勢、關稅優勢和市場慣性優勢作為參考,不同類型的產品具有不同的優勢。總體而言,中國的醫療貿易產品綜合優勢表現為: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密集型產品>知識密集型產品,這與控制新冠疫情傳播速度和范圍的需求排序是一致的。其中,中國在個人防護用品上具有較強的產能優勢、市場慣性優勢和時間優勢,和同類競爭國家相比缺乏關稅優勢;在醫療設備上具有一定的產能優勢、時間優勢和市場慣性優勢,和其他貿易出口大國相比不具有關稅優勢;在藥品上僅具有時間優勢。因此,中國應將個人防護用品作為疫情期間發展醫療貿易的重點,進一步擴大該類產品的國際市場份額,盡力維持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現有產能,繼續培育具有潛力的知識密集型產品。同時,要建立原材料預警機制,及時了解並反饋終端產品對上游產業鏈的需求。 (二)保証醫療用品生產質量,增強海外標准對接 醫療用品涉及生命安全,保証產品質量是重中之重。特別是在疫情期間,一國和地區的醫療用品貿易糾紛更容易上升至政治層面,對國際聲譽造成負向沖擊,甚至可能瓦解國際生命科學領域合作的信任基礎,從而導致世界再次陷入醫療貿易用品限制、疫情醫療物資缺乏的循環。中國是個人防護用品的生產和出口貿易大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幾率也更高。因此,國家應敦促企業在提高生產速度的同時嚴格把控質量;同時,國家應繼續暢通信息渠道,為國內企業對接進口商所在國家和地區的醫療用品訂單標准創造便利,提供更多線上培訓和信息查詢功能,減少事中失控和事后糾紛,從源頭處最大程度上避免國際社會對我出口產品質量的質疑。 (三)簡化出口程序,提高貿易流通效率 疫情期間,時間就是生命。因此,有必要簡化貿易流程,為醫療用品進出口設立綠色通道,最大限度提供貿易便利,滿足國際市場需求。首先,應完善企業報關信息登記統計,適當允許報關單據有細微並且合理的信息出入,節省不影響貨物基本性質與合法流向的信息更改時間。同時,輔之必要的數字化信息監督技術,提高抽檢的針對性,避免不必要的二次排查。其次,海關和檢驗檢疫部門應繼續提高醫療物品進出口的查驗效率和放行速度,根據申報信息及時將醫療貿易用品進行分流,並適當調整貨物到達堆場和查驗場所的流程,節省不必要的貨場運輸與裝卸時間。此外,應加強與國際社會的溝通,避免因標准、出口程序等原因導致的誤解。 (四)支持醫療用品貿易關稅減讓談判,改善國內外市場主體福利 中國的藥品、醫療耗材、醫療設備和個人防護用品的關稅水平仍有下降空間。同WTO成員平均水平相比,中國僅在耗材上關稅征收較高,但同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發達成員相比,中國的各類醫療用品關稅水平較高。降低醫療用品的關稅水平,對內可以使人民享受更多種類的低價藥和醫療服務,與“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願景具有一致性,對外可以滿足新冠疫情有進口需求的國家,為新冠疫情紓困作出貢獻,同時鞏固和擴大中國個人防護用品的國際市場份額,並有效避免其他國家認為我國實施市場保護的不實指責。此外,推動醫療用品貿易關稅減讓也是促進貿易自由化、維護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方式。具體而言,可以將具有充分比較優勢的個人防護用品關稅降至零,提高該類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醫療設備和醫療耗材可以減讓至發達成員現有水平,或是更低,在談判中可以靈活掌握;在我國不具有比較優勢的藥品上,也可以支持關稅降低至零水平,雖然短期內對本國部分進口替代企業形成一定沖擊,但在長期內有助於形成更加寬鬆的醫藥市場環境,提高國內醫藥生產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產業集聚能力,從而加快培育國產藥的可獲得性優勢。 (五)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協調,為進口需求地區提供便利 全球層面的疫情應對與醫療物資運輸通暢離不開WTO、WHO、WCO等國際組織的協調,離不開G20等有號召力和行動力的區域經濟組織密切配合,離不開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等專業化組織的支持。中國應繼續積極參與多種組織的協商行動,表達參與疫情全球合作的意願,同各國和地區在疏通疫情物資流程上達成共識。2020年5月18日,以網絡形式召開的第73屆世界衛生組織大會,強調了加強多邊合作是應對疫情及其負面影響的重要因素。中國在會議上明確表示將積極全面參與國際抗疫工作,包括保証疫情物資供應鏈、加強對嚴重的疫情國提供國際援助等;同時,中國還作出新冠疫苗在研發並投入使用后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重要承諾,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國是具有擔當精神的負責任大國,與各國同舟共濟是中國的殷切所盼。除配合國際和區域組織行動、加強國際協商外,中國還可以通過提供進口信貸的方式幫助有需求的進口國盡快恢復貿易渠道。 (六)動態評估市場需求變化,防止出現產能過剩 隨著疫情的好轉、各地區放鬆復工復產的條件,各類醫療貿易用品也可能再次出現供過於求的積壓現象。雖然疫情增強了人們對個人防護用品的使用意識,也使各國認識到呼吸機等高端醫療設備儲備能力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對一般醫療產品的需求在疫苗研制出來不會驟然下滑,但不能忽視各國和地區出於安全可控的考慮加速產業鏈回歸本土的影響,因此,應該警惕產品過剩的風險,特別是避免個人防護用品的過剩出現,以防新冠疫情之后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阻礙因素增加。為此,要加強國內各類醫用產品的生產企業數量和產能的統計,及時披露國外的需求信息,關注臨時轉換生產線的企業產能變化,充分發揮政府的協調和服務作用。 ( 作者簡介:郎麗華,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馮雪,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資料來源: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2020-07-10一、中國內地經常賬戶餘額的新趨勢與金融含義 當前,中國內地經濟金融領域具有深遠意義的變化之一是經常項目的順差出現明顯下降:2018年經常項目順差同比下降70%至491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降至1.55 %,這一趨勢在2019年前三季度仍在持續:經常項目順差在400億~500億美元之間,佔GDP比重徘徊在歷史低位。對比歷史數據,2006年內地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達到了11.23%的峰值,之後逐漸回落,2010年下降到4%的國際關注標準以下,2016、2017年連續兩年位於2%以下,2018年第一季度甚至出現了17年以來的首次大規模逆差。可以預見,未來經常項目順差與GDP的比值有望在1%的區間內波動,階段性還可能會出現小幅逆差。 內地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逐步縮小狹窄這一趨勢性的重大變化,從根本上反映了中國內地經濟增長從外需拉動走向內外需協調推進的階段,國際收支格局出現顯著變化。從具體項目來看,降低,內部需求逐步擴大,低端加工貿易產業優勢下降,部分低端製造業外移的趨勢下,未來貨物貿易順差很可能出現結構性收縮;逐步,消費升級驅動下的服務更長期的宏觀背景在於,人口快速老齡化會降低儲蓄率,逐步擴大投資-節省缺口,對經常賬戶形成壓力,減少出口對中國內地這意味著,經常項目持續大規模順差佈局將成為過去式,經常項目剩餘未來大概會在窄幅區間內相互改變。 內地國際收支週期基本進入經常項目輕微順差甚至逆差的階段,其對應的金融含義在於需要資本項目下的資本流入來支持國際收支平衡,這意味著中國內地金融市場需要進一步深度開放。此外,從戰略上考慮,金融市場深度開放,加深中國內地與國際金融市場的掛鉤,可以部分發揮對沖逆全球化浪潮的衝擊。因此,當前階段,中國內地金融市場改革開放的重點之一應該是如何更好地對接國際市場並吸引國際資本流入,以及掃除海外投資者流入中國內地市場的障礙。 二,內地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的必要性與必然性 未來中國內地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的過程,也是人民幣國際化平穩推進的過程。從國際經驗看,金融市場的開放能夠成功克服經常項目的逆差,帶來跨境金融交易的增加。中國內地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和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的屬性更加顯著,這也就意味著在交易結算貨幣和投資貨幣屬性的基礎上,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屬性進一步提升。 在這一轉變過程中需要關注的重點和挑戰包括: 第一,如何以可控方式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的開放。到目前為止,中國內地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大部分項目已經基本可兌換或部分可兌換,但尚有一些最為重要的資本行為主體項目依然保持嚴格的管制,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是外商投資需要批准,中國內地企業“走出去”需要批准;二是中國內地居民不能對外負債;三是中國內地資本市場尚未充分對外資開放。上述這些都是資本賬中的核心項目,不僅決定著資本流入流出的規模,而且影響著資本賬中其他項目的開放程度。近幾年,人民幣的跨境使用有了明顯進展,出現了資本項目可以人民幣進行結算的條件。目前中國內地居民對外負債受到一定規管,但對外可以人民幣負債,如中資企業在香港地區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點心債。 2016—2017年高峰時期點心債的年均未償還餘額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同期的香港離岸人民幣貸款餘額也曾達到3000億元人民幣的歷史高位。這表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有可能走一條獨特的路線,即可率先依托香港等離岸人民幣中心,探索進行資本項目本幣開放,讓本幣流動起來,然後再實現資本項目本幣對外幣的完全可兌換。 第二,與世界主要貨幣的國際化進程不同,未來人民幣融入國際貨幣體係可能需要在經常項目順差無法持續的背景下繼續推動。這使得人民幣可能較早進入“經常項目渠道輸出、資本項目回流”的階段,人民幣的投資貨幣屬性更為突出。美元、日元國際化過程中均出現過輸出本幣資本,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援助,同時帶動本國企業、產品和服務“走出去”,加速本幣國際化的過程。美元通過“馬歇爾計劃”的推動,以企業跨國投資和金融合作為載體,強化了美國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類似的還有日元“黑字還流”計劃,通過鼓勵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發行日元債券,推動日本國內私人資本流出,支持日本金融機構參與日元銀團貸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商業性日元貸款等多種渠道,實現日元的國際使用。 “黑字還流”計劃還促進了日本的國際收支平衡。 1986—1990年,日本貿易逆差由13.7萬億日元逐年減少至7.6萬億日元,同時日元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的佔比不斷提高,由1987年的6.8%逐年上升至1991年的8.7% 。 以中國內地現有金融體係而言,加大人民幣的跨境循環以應對需求,在更大程度上便利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而進一步開放內地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需要更加市場化的人民幣匯率決定機制,同時需要更加透明穩定的、規則為本和專業高效的金融監管體系。應對上述挑戰,需要建立全球相互聯通的人民幣金融市場,提高人民幣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未來需進一步提高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上的兌換程度,更好地對接國際市場並吸引國際資本流入。 三、內地新的國際收支格局及其香港金融中心的新定位 香港“互聯互通”的金融開放模式,可以為中國內地全面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提供新渠道,在安全可控的情況下切實推動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和金融市場的開放,在保持境內外的監管規則、交易習慣以及人民幣資本項目不完全兌換的大框架下,推動中國內地股票市場、債券市場進一步敞開懷抱。以“滬港通”與“深港通”(統稱“滬深港通”)為例,至2019年底,“滬深港通”共完成約2.7萬億元人民幣的成交額,而跨境結算的資金只有約450億元人民幣,實現了較小的跨境資金量和安全可控的資金死循環。以此“互聯互通”模式推動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化程度,可以更安全地吸納全球資本。 順應中國內地金融市場開放的新需求,香港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作為內地的門戶和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優勢,以創新模式實現內地與海外市場之間的“轉化器”功能,在安全、風險可控的開放模式下連接世界與內地,在建立更加便捷的覆蓋交易、清算、交收與託管等環節的金融基礎設施、繼續拓寬現有的境內外金融市場雙向投資渠道、提供完整的金融產品線等方面,探索更為適應外資流入的中國內地市場開放的新途徑和新模式。 (一)探索人民幣國際化“先本幣開放,再完全可兌換”的新格局 到目前為止,人民幣國際化走的是與當前主要主權貨幣國際化有別的特殊路徑,即在資本項目沒有完全可兌換的情況下進行人民幣國際化,主要依托香港等離岸人民幣中心,在資本項目上首先實現本幣開放,讓本幣流動起來,然後再實現資本項目本幣對外幣的可兌換,從而降低資本項目開放的操作難度。 在人民幣國際化的背景下,匯率問題與利率問題息息相關,如果能夠構建出較為有效的利率走廊,形成高效的短期利率傳導機制和短期收益率曲線,在市場力量的自發調節下,短期市場利率將圍繞中長期基準利率上下波動,驅使國內流動性合理跨境流動,最終實現內外部均衡。形成利率與匯率長端的平價關係,需要進一步打通人民幣在岸市場和離岸市場的聯繫,境外資金以人民幣投資境內金融市場,境內資金以人民幣投資海外金融市場,人民幣匯率最終與人民幣利率相互融合影響,從而使人民幣利率覆蓋全球相互聯通的人民幣資產,國內央行的貨幣政策也就可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全球相互聯通的人民幣資產。 以此為目標,積極穩妥推動中國內地當前的金融業對外開放、合理安排開放順序,以及擴大金融開放就成為深化改革的重要路徑。其中的重點包括: 第一,加快人民幣利率市場化進程,構建以國債收益率曲線為核心的品種豐富、期限結構合理的固定收益市場及衍生品市場。 第二,繼續推進自貿區/自貿港建設,促進自貿區/自貿港與離岸人民幣中心的互動,創造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條件,總結可複制推廣的經驗。 第三,在總結“滬深港通”和“債券通”的經驗基礎上,香港可以繼續探索可控的內地金融市場開放模式,將“互聯互通”機制擴展到包括“衍生品通”“新股通”在內的更多金融產品形態,以香港為載體幫助內地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資本項目可兌換並沒有明確的要求,在一定指標範圍內符合一定程度的可兌換即被視為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如果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借助香港“互聯互通”的風險可控渠道,在人民幣僅存的三個不可兌換的子項目上進一步實現政策突破,爭取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將進一步強化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紐帶作用,推動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交易和流通。 第四,可嘗試將當前一些政策試點與人民幣國際化相結合。如2017年12月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宣布將開展H股“全流通”試點 ,為國企混合改革提供新的平台和吸引海外資本的新機遇。在涉及跨境資本流動問題上,可以考慮對H股“全流通”適當放鬆,試點以人民幣計價的資金結算方式,緩解H股“全流通”後的匯率波動問題。近年來,離岸市場人民幣資產的投資屬性得到明顯提升,為人民幣資金提供了良好的投資途徑。基於此,監管部門可以設立一定的額度,允許“內資股”股東變現的資金投向香港的離岸人民幣資產。這一變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內資股”股東變現資金的問題,滿足股東資金在境外配置的需求,而且增強了人民幣在海外金融市場的計價和結算功能,同時進一步提高了離岸市場人民幣的流動性。 (二)堅持以市場需求驅動,擴大人民幣的跨境使用 中國內地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投資聯繫日益加強,為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國家的流通使用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俄羅斯、新加坡、泰國等國央行已將人民幣資產納入其外匯儲備,人民幣在部分沿線國家開始發揮價值儲備功能。從流動性來看,隨著美國當局不斷收緊貨幣政策,人民幣將成為重要的貿易融資貨幣之一。中國內地自2017年的未來10年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年均貿易額預計將超過16.85萬億元人民幣(2.5萬億美元)。加之項目所需的部分融資會以人民幣計價,將擴大人民幣產品的範圍,吸引企業使用人民幣完成跨境貿易、現金管理及投融資。決策部門可以考慮圍繞以下三個方面,繼續擴大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區域的使用範圍:一是加快“一帶一路”國家的人民幣清算網絡建設;二是引導“一帶一路”國家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三是進一步發揮“一帶一路”沿線中的金融中心的輻射功能,特別是香港等國際金融中心的帶動作用,為區域貿易與金融合作提供全方位的跨境人民幣服務。 在上述第三方面,可以充分發揮香港的國際化、多元化的金融中心優勢,為“一帶一路”提供債券、股權等不同類型資金,把香港打造為“一帶一路”的融資支點和金融放大器。鑑於“一帶一路”倡議的起步特性與其基礎設施項目的性質,初始階段的主要融資需求會以債務融資為主,發行債券是“一帶一路”項目融資的必然需求。近年來,中資美元債券、點心債券發行在香港發展迅速,2018年在香港交易所證券市場新上市的債務證券集資總額達到1344.8億美元,至2019年9月底的債券集資總額為1317.4億美元,月底上市數目達1347只,已是亞洲重要的債券融資市場。此外,“一帶一路”項目在建設過程中或完成後,這些項目主體也可以爭取在香港的證券市場上市,再通過“互聯互通”吸引國內資金投資,實現中國內地資本的全球分散配置,也為“一帶一路”項目持續投融資,增加資產交易流動性提供條件。 (三)推動資本市場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協同發展 人民幣國際化需要資本市場的成熟發展,未來當資本項目完全開放後,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將為人民幣的輸出和回流提供重要的交易結算平台。通過繼續培育有深度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市場,夯實人民幣資產跨境交易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從全球視角提升人民幣資產的配置價值,增加人民幣的海外投資交易需求。 一是參照美國經驗,可以通過允許境外機構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來推動人民幣輸出,以及通過在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來促進人民幣回流。近年來,中國內地債券市場開放程度不斷提升,已經向境外合資格的機構投資者開放了銀行間債券市場、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債券通”的“北向通”等四條主要渠道,便利境外投資者參與中國內地債券市場。 2018年香港的“債券通”平台又根據國際投資者的要求,進一步完善功能,包括券款對付(DvP)結算的全面實施、交易分倉功能上線、稅收政策進一步明確,以及彭博加入“債券通”成為Tradeweb以外的另一交易平台等。 2019年“債券通”日均交易量達129億元人民幣,獲准入市的投資者數量達1311家(包含金融機構及投資產品的資產管理人),覆蓋全球31個國家和地區 。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人民幣債券的便利性已經大大提高,其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所持債券的佔比亦大幅提升。 二是應同步繼續推動中國內地投資者到海外投資,逐步實現中國內地資本對外投資多資產種類及多渠道〔如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等〕的並行模式。鑑於香港能連接內地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獨特金融中心地位、成熟的金融體係與“互聯互通”的製度框架,香港可以在滿足對信息透明、安全可控的要求之下,推動內地居民的全球資產配置。 2020年第一季度海外市場出現較大調整時,內地資金連續流入港股,“港股通”流入香港股市的資金創歷史新高。 2020年3月13日及19日,南下資金每日淨買入均超過百億港元 ,可見中國資本正在充分利用“互聯互通”的便利優勢進行國民財富的全球配置。債券市場方面,在未來條件成熟時,適時開通“債券通”的“南向通”,進一步促進中國內地金融市場的運行製度與國際金融市場的通行標準接軌,逐步放開境內與境外市場價格聯動與套利交易的規限,從而最大程度地爭取海外投資者的參與。 三是應該為全球投資者建設符合國際規範的人民幣金融基礎設施,提升交易後託管清算和質押品管理服務的能力。中國內地現行的託管結算制度與國際通行的規則仍存在較大差異,可以考慮在香港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人民幣金融基礎設施,並推進交易所債券市場的聯通。連同跨境人民幣託管及結算系統等設施的建設,為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及地區性債券提供相應的發行、託管和結算服務,從而消除人民幣資產的抵押、回購等交易的機制壁壘,為人民幣的跨境循環提供一整套符合國際規範的骨幹網絡。 (作者簡介:巴曙松,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 (資料來源﹕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2020-07-10在當前疫情蔓延,逆全球化思潮加劇的背景下,各國經濟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作為東亞兩大經濟體,中日兩國加強區域合作,共同應對疫情風波帶來的影響,將對維護區域及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基於此,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於6月28日舉辦“中日合作:新形勢與新機遇”線上研討會。來自日本野村資本市場研究所、美國聯博資產管理公司、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及綜合開發研究院專家圍繞中日間合作的現狀與前景進行討論。 從“製造”到“智造”,推動傳統經貿合作升級 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摩擦與今年突如其來的疫情無疑影響著中日兩國間的正常經貿往來。如何共同應對疫情下市場及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也成為中日間合作的一大考驗。為加強中日間企業交流,提升未來合作的質量與水平,雙方應積極尋求經貿合作新機遇。 一方面,除了繼續優化營商環境,幫助在華日企實現復工復產,增強日企在華投資的信心。另一方面,從長遠來看兩國企業應在產業鏈中找准新定位,形成中日企業合作新模式。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人力成本的上升,中日傳統的中低端產業鏈分工合作模式面臨轉型升級。中國可以藉助完備的產業體系和近年來積累的技術經驗等優勢,吸引更多日本企業參與新興領域的合作。例如針對疫情之下迎來快速發展的數字經濟新業態,中日企業可各自發揮大數據技術與優質服務等特點,實現優勢互補,為兩國間的投資合作注入新的動力。 共同維護自由貿易,有效應對逆全球化風險 面對全球疫情導致的逆全球化壓力,經濟合作在未來中日關係中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出口為導向的中日兩國經濟需要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國際市場。同時,作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重要參與方,中日應進一步加強區域合作,將應對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作為協調兩國行動的重要目標。 在具體實踐中,中日兩國應繼續致力於保持貿易投資市場開放,在貨物、服務、投資便利化等雙方擁有較高共識的領域優先實現階段性協定,包括推動原產地規則和相互認可等機制的簡化、減少貿易壁壘、幫助企業降本減壓,以及推動中日進出口貿易的穩步增長。同時,應繼續發揮兩國產業互補優勢,在RCEP的製度框架下推動全球供應鏈在東亞的升級,形成東亞區域內“生產—銷售—消費”的閉合循環,以減少疫情下國際市場萎縮帶來的負面影響。 以需求為導向加強金融合作,維護區域金融穩定 中日兩國在貿易、投資等領域存在較強的互補性,中日經濟依存度也保持著較高水平。雙方緊密的經貿往來也為中日兩國間加深金融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兩國之間的相互需求日益增大,中日發展互利互惠的金融合作關係既符合兩國共同利益,也對維護疫情衝擊下的亞洲金融穩定起到重要作用。 首先,中日兩國應繼續強化金融合作機制,在多邊金融組織框架下對接兩國的經濟發展目標,尋求共同利益最大化,實現互利共贏。其次,自2015年起,中日兩國在人民幣離岸業務合作領域進行了積極嘗試,如借鑒歐洲美元市場發展的經驗,通過簽署中日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等方式支持人民幣離岸業務發展;借鑒日本“黑字還流”計劃經驗,通過亞投行、絲路基金、人民幣海外投貸基金等平台支持日資商業金融機構參與和服務人民幣海外投資項目;同時還借鑒歐盟與伊朗探索建立特別結算機制的經驗,通過成立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吸引日資金融機構的積極參與。未來,中日兩國應從戰略高度謀劃全球經濟金融發展格局。 拓寬兩國合作邊界,加強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合作 自中日復交以來,兩國在政府和民間兩個層面進行了多種形式的資金合作,其中主要是日本向中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DA)。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由ODA的接受者轉變為提供者,兩國的合作重心開始轉為聯合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就是實現合作的重要平台。除了通過“一帶一路”等提供“地區性公共產品”,中日還應在“全球公共產品”的供應方面加強合作。 近年來,美國多次採取退出國際多邊組織等具有孤立主義色彩的行為,對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帶來了嚴重影響。此次疫情爆發是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面臨的一次重大挑戰,各國命運相連、休戚相關,也為中日加強國際公共衛生合作治理、建立公共衛生產品的提供機制提供了契機。作為全球第二及第三經濟大國,中日兩國應該同心協力,發揮應有的作用。由於目前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兩國在傳染病防治方面的合作顯得尤為迫切。 (資料來源﹕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2020-07-09面對當前複雜的中美關係,加強中美兩國智庫之間的交流與對話尤為必要。 7月3日,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與舊金山灣區委員會經濟研究所舉行中美智庫線上研討會,雙方專家圍繞中美灣區經濟發展、兩大灣區合作前景、中美關係等議題展開交流。 針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最新的進展,綜研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博士指出,粵港澳大灣區自啟動以來已經在區域發展規劃對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國際創新中心建設,以及優質生活圈構建方面取得重要的階段性成果,但在跨境要素流動、區域協調發展等內部問題上仍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此外,本次疫情也給大灣區的跨境運輸、商貿服務業帶來不少挑戰。在談及大灣區面臨的外部環境時,綜研院新經濟研究所執行所長曹鐘雄博士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對外開放程度較高,外向型經濟特徵明顯。自中美貿易摩擦發生以來,粵港澳大灣區內相關產業的發展受到了明顯的衝擊。而因疫情加劇的逆全球化更是使全球供應鏈面臨著斷裂風險,並加大灣區內的企業壓力。因此,如何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加強灣區內各類企業在產業鏈上的協調發展,積極應對國際環境的變化,對於剛剛起步的粵港澳大灣區而言極為重要。 對於中美貿易摩擦下的灣區經濟發展,舊金山灣區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所長肖恩·倫道夫表示,當前中美關係面臨著困難,這也給兩大灣區間的科技和經貿往來帶來考驗。對於近來“中美脫鉤”這一問題,肖恩·倫道夫認為,一些在華美國企業的供應鏈的確面臨財務和運營方面的挑戰。考慮到目前的形勢,將業務從中國分散出去或擴大在中國以外的製造業務主要還是階段性、戰略性選擇,這並不會改變整個供應鏈生態,中國依然是全球具有極大活力的市場。例如舊金山灣區企業在中國市場獲益頗多,這是可以親身感受到的好處,中國企業也與美國企業形成了分工協作的關係並從中獲益。所以保持正常的貿易往來對中美未來經濟發展的益處良多。 對於未來兩大灣區合作的前景,雙方一致認為,由於兩大灣區都深入融入到全球產業鏈當中,同時具備龐大的市場,市場合作與良性競爭,客觀上將有利於中美兩國經濟發展,也能為全球經濟帶來正向的外溢效應。在談到未來兩大灣區具體合作的路徑時,綜研院可持續發展與海洋經濟研究所所長胡振宇博士則提出,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雲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醫療、環保領域將衍生大量藍海市場,兩大灣區在上述領域均具備相應技術優勢。雙方應通過優勢互補來培育新的商業機會,增強各自區域的經濟實力,拓展合作空間。另外,可加强两大灣區地方立法機構的交流與溝通,並在此基礎上推動雙方地方政府在經貿、人文等各領域合作,以此來緩解中美關係不穩定給兩大灣區企業帶來的市場壓力。 在提及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對中美關係走向的影響時,肖恩·倫道夫認為,中美競爭具有長期性的特點,目前兩國已由貿易摩擦上升到金融、科技、國際輿論、國際規則等多領域的博弈。無論是共和黨的特朗普或是民主黨的拜登最終勝選,中美在敏感領域的分歧和競爭都將長期存在。但相比特朗普政府,民主黨陣營在對外政策方面更傾向於回歸到美國傳統的全球化戰略上,並通過外交手段來處理中美關係議題。這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對華政策已經得以體現。因此他建議,未來中美兩國在重大問題上仍需加強溝通,共同協調立場以解決爭端。此外,肖恩·倫道夫認為,香港問題現在仍是中美兩國比較關注的熱點問題。美國政府對香港的政策調整也必定涉及國內不同利益集團或群體的利益來考量。從近期來看,港區國安法可能會影響到一些跨國公司在香港的投資。但從長期來看,該法案對香港經濟社會長期發展的影響有多大尚待觀察。但只要香港仍然作為一個法治之地和自由社會,香港仍將繼續發揮其獨特價值和作用。 最後,雙方表示,當前中美關係處於關鍵時期。加強溝通,化解分歧,避免衝突擴大才是理性做法。中美兩國可以進一步通過增加民間交流和雙邊協作來增進互信,努力尋找和擴大合作領域。 (資料來源﹕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2020-07-09一,國際中央證券存管機構是國際金融市場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之一 國際中央證券存管機構(International Central Securities Depository,簡稱ICSD)是國際金融市場中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之一。ICSD最初起源於1970年代為“歐洲債券”(Eurobond)提供結算業務,經過多年發展,全球目前已形成兩大主要的ICSD-歐洲清算銀行(Euroclear)和明訊銀行(Clearstream),為國際市場上幾乎所有類型的金融工具甚至包括與股票和投資基金相關的產品提供結算和託管等服務,支持國際市場超過40萬億歐元規模的金融產品交易和運作。 ICSD通過各種接口聯通了全球不同國家和市場的本地中央證券存管機構(Central Securities Depository,簡稱CSD),為全球各金融機構(包括亞洲市場)不同貨幣計價的金融產品(特別是與債券相關)的產品)提供跨境結算,託管,債券融資,發行等多種重要服務(表1)。這些服務覆蓋了全球大部分的跨境離岸業務,也相互滲透進入本地金融市場的託管結算範圍。 Euroclear和Clearstream之間建有“橋式”(Bridge)之間的聯繫,可以同時結算在這兩個ICSD中聯合發行的各種國際債券。各ICSD又與其他本地CSD建立了單邊聯繫,同時也兼併有本地CSD的身份,為本地貨幣市場工具,本地政府和公司發行的債券和其他類型證券產品提供結算和託管服務。ICSD這些功能的實現,對歐洲金融市場一體化發揮重要推動作用。 與本地CSD標準,ICSD的銜接優勢在於自身持有銀行許可證,可以為國際參與者跨區域提供包括全球多個主要貨幣內部的流動性。ICSD提供流動性的基礎在於它所提供的國際證券借貸(全球證券融資),三方回購(Triparty回購服務)和質押品管理(抵押品管理服務)的服務功能。的抵押品池獲得全球主要貨幣流通性的支持。在目前主要的ICSD體系中(如Euroclear),質押品託管系統已經與美國,歐盟,日本,英國等多個經濟體的貨幣法定賬戶連接,可以獲得來自這些貨幣當局的流動性支持,大大提升了ICSD應對日間流動性緊張的能力(圖1)。這一功能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尤為重要,當金融危機時期市場突然遭遇流動性枯竭的情況下,ICSD為國際市場提供的跨境,多幣種流動性,對維護國際金融系統穩定實施重要作用。 ICSD也為本地證券市場擔當全球託管銀行的角色。作為國際與本地市場之間的接口,ICSD提供類似的全球託管銀行的功能,涵蓋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本地保管,結算,外匯交易,衍生品結算內部的各種服務。同時,Euroclear和Clearstream還與花旗,匯豐,JP Morgan等其他全球託管銀行網絡連接,利用規模經濟降低本地參與者參與全球交易後(Post-trade)體系的固定成本。通過與全球託管銀行網絡連接,目前清除實際覆蓋的市場約有57個,Euroclear則向40個多個國家/地區的金融機構提供證券服務,涉及債券,股票,衍生品和投資基金等產品,將交易後服務擴展到多個市場和地區。 二,國際市場在建立統一的區域性跨境證券存管體系方面的嘗試 ICSD體現出國際資本市場將區域性跨境證券存管體係不斷整合的努力。長期以來,為了提高跨境,跨貨幣的證券結算效率,各國不斷完善區域性的跨境證券存管體系,通過約會券款對付(Delivery vs Payment,簡稱DVP),同步收付(Payment and Payment,簡稱PVP)的交收方式,以及與實時全額支付系統(Real Time Gross Settlement,簡稱RTGS)連接,降低整體金融系統的風險。同時,國際市場也不斷整合區域性的金融基建平台,以減少跨境交易與結算成本,來實現擴大投資者基礎及增加市場整體流動性的目的,從而逐步推動區域經濟和金融一體化。 目前,國際市場在整合區域性跨境證券存管體係時,大致會朝兩個方向推進: 方向一:在區域內部的本地CSD之間建立連接平台 這種方式主要在本地CSD和RTGS系統之間建立相互連接,通過連接讓在本地CSD已經開立賬戶的本地金融機構之間一是可以直接進行跨境交易,結算對方本地市場的債券,二是使用本地債券作為抵押品獲得第三方貨幣流動性(如不同貨幣之間的回購交易),三是發行國際債券,如歐洲債券,離岸人民幣債券(即點心債券)等。 這些系統之間的接口既可以是基於CSD之間相對簡單的協議,也可以是相對複雜的操作性安排。如從2006年開始,歐洲地區已經開始推出“泛歐證券交收綜合平台”(TARGET2 -證券,簡稱T2S),由歐洲中央銀行協調,歐元區各替代的中央銀行共同維護,將歐元區分散在多國的證券交收金融基礎設施連接在一起,降低歐元區域跨境證券交收成本,消除各國市場之間的跨境證券交收的障礙,是推動歐元區金融單一市場的關鍵步驟。 由於區域內參與連接平台的各個市場和本地CSD可能分別位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在市場開放度,貨幣可兌換性,法律合規要求,以及本地操作慣例等方面可能存在諸多差異,因此,在連接區域內部的各個CSD和RTGS系統時,通常會採用具有兼容性的跨境連接方案。如亞洲地區從2010年開始逐步整合區域的CSD,在擴展區域內跨境證券存管體系整合方案時,就根據當地基礎設施的水平和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採取了一些靈活的連接框架。2012年香港金融管理局與馬來西亞推出試點平台(即試驗平台),即按上述思路整合亞洲區域的跨境證券存管體系的初步嘗試。 方向二:建立單一機構為區域內各市場提供統一整合的抵押品管理,跨境託管,結算,融資等服務 建立單一機構ICSD提供交易後功能,是實現證券跨境交易獨特的模式。以Euroclear為例,Euroclear具有ICD功能,同時還管理七個歐洲國家的CSD,這幾個本地CSD在其本國市場作為獨立實體運作處理本地證券的清算交收,同時又連接著Euroclear統一整合的抵押品管理和跨境結算平台,因此這些國家可以以降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以DVP等方式)處理年證券的跨境交收,以更佳方式解決跨境交收中的流動性風險和外匯交易風險。2014年亞洲開發銀行也提出了“亞洲ICSD”(亞洲ICSD)的構想,可以視作這一模式的延續,其大致思路是遵循現有的ICSD的系統架構建設亞洲地區的ICSD,在亞洲及主要國際貨幣計價的證券在亞洲ICSD內部實現DVP跨境交收,同時形成統一的亞洲證券抵押品數據庫,允許以亞洲跨境抵押品進行抵押借貸,以獲取包括全球主要貨幣及亞洲區域多個貨幣的流動性,不需要依賴本地CSD和RTGS系統,由ICSD委託當地代理銀行處理資金交收。 從中短期角度來看,方向一整合方案可以另外靈活的方式連接現有基礎設施,便於更多本地CSD參與,而且通過與貨幣規範RTGS連接,可獲得貨幣法定提供的流動性。這種做法的優點在於盡量減少對各地現有的現行慣例和法規方面的修改,在中短期內可以擴大有限的投資額實現整合金融基建的目標。不過,這種方案缺乏統一平台管理質押品,需要依賴現有的歐洲地區ICSD的服務及系統,並沒有真正解決跨境資本投資亞洲債券市場中可能遇到的流動性管理,託管結算等方面的技術問題,沒有真正形成一個獨立的,專為亞洲市場服務的託管結算體系。 亞洲開發銀行提出的亞洲ICSD模式則是仿照國際主流ICSD框架,建設亞洲區域統一整合的抵押品數據庫,提供多幣種的跨境質押品管理和回購服務,來解決跨境結算的流動性風險與跨時區結算風險,但它面臨的問題在於流動性提供的過多性和貨幣的可兌換性。亞洲眾多經濟體還存在資本管制,對跨境結算和資金匯出匯入有一定要求,因此,亞洲ICSD為區域內部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的功能會並在各地的資本管制中,流動性提供規模也取決於亞洲ICSD與各主要貨幣當局之間可達成的流動性安排協議。 建立新的國際存管機構與整合現有的金融基建平台並行不悖,反而可以通過競爭提高效率,創造有效的市場環境。當歐洲央行將存管業務整合到T2S一個平台時,也允許各國CSD與Euroclear ,淨流並行運作,來增強公平競爭環境,為不同類型客戶提供更好的存託服務,也可以讓既有市場的參與者用自己熟悉的本地法規和常規進行交易。 三,建設亞洲地區ICSD的必要性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監管機構對金融機構的資本緩沖和流動性管理要求不斷提高,市場對質押品管理效率和獲取不同貨幣流動性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和交易後設施,不利於形成協調統一的基礎設施架構,降低區域內部金融體系運作成本和風險,也不利於形成規模效應,提高整個證券市場的效率。 實際上,過去十年亞洲債券市場已有長足發展,在全球體系內部不斷增加的重要性,而在推動區域金融一體化方面,受制於區域內部貨幣兌換,資本管制,金融基建效率等製度因素,跨如果能進一步整合區域金融基建平台,建立統一的市場運作機製或類似歐洲結算,清算這樣的國際性的統一託管結算金融基建設施,將可為跨境界證券交易提供更安全,更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 當前亞洲地區ICSD的建設需求主要受到三方面市場因素帶動: 第一,人民幣國際化和亞洲債市的迅速發展吸引越來越多的跨洲,跨境證券投資活動,有必要在亞洲地區建設安全,可靠的跨境交易,結算及託管體系,以符合國際規範的金融基礎設施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截至2019年底,亞洲本幣債券市場規模已達到16萬億美元規模,較2008年增長了4.5倍。國際資本持續流入亞洲債券市場,2019年第四季度,中國,韓國,韓國的大量互換債券市場的規模分別達到110億,24億和37億美元,外國在債券市場的比重分別達到5.82%,38.57%和12.3%。的,“一帶一路”涉及到的基建項目催生大量發債融資需求,需要在亞洲市場上大量發債解決融資缺口,這些因素都將導致亞洲債券市場交投活躍,同時也對具有國際網絡,能為亞洲債券市場提供發行,託管等所有權功能的金融基建產生了巨大的需求。 2016年人民幣正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為全球資本配置人民幣資產,特別是人民幣債券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截至2019年底,境外機構持有的人民幣債券規模已完成根據IMF對特別提款權貨幣的評估標準,達到達到2.2萬億人民幣的貨幣,需要為這些境外機構持有的人民幣債券提供更便利的回購,託管等交易後服務,增加債券市場的流動性。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借貸和境外債券的規模大小是考慮人民幣自由使用度的主要標準之一,因此,助推以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債券發行,為人民幣計價債券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融資,結算,託管等服務也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突破。 隨著亞洲區域跨界債券投資活動的日益活躍,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債券發行量不斷增加,如果相關產品仍然按現有模式繼續依賴歐洲的國際化託管結算體系,則會導致更高的結算風險及交易成本,而且交易貿易摩擦以及地緣政治衝突不確定性加劇,當中國,其他亞洲國家與歐美髮生爭端時,歐美利用金融體系實施制裁的風險可能增加,因此,為亞洲地區提供一個真正獨立的,專為本地市場服務的託管結算體系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第二,亞洲地區參與者需要從技術層面真正解決在跨區域,跨境證券投資中存在的信貸,操作,外匯交易,流動性等風險,因此需要增加增加地區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目前,亞洲投資者交易歐美地區的證券時,仍需要依賴Euroclear或Clearstream等金融基礎設施處理跨境交收,這可能因時差因素導致亞洲投資者暴露於更高的跨境結算和流動性風險之中。目前,亞洲地區的慣常做法是匯總交易後在參與之間進行淨額交收,或使用ICSD提供的授信額度來彌補,但這些做法都伴隨著較高的信貸和外匯結算風險,涉及的跨境成本也較高。 如果建立了亞洲ICSD,跨境結算可以通過統一平台進行,不需要通過多個CSD之間的多個指令轉委託代理,也可以實現跨境和跨幣種的券款對付,解決本金交收中重要的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更加重要的是,亞洲ICSD會進一步整合區域內部的抵押品數據庫,以成本的成本提供信貸服務及證券回購服務。 第三,中國資本已步入全球配置階段,需要在亞洲地區建設既符合國際市場交易慣例,也能滿足信息透明的監管要求的金融基建來配合 如果建成的亞洲ICSD與Euroclear和Clearstream兩大國際ICSD建立賬戶連接,就會成為中國資本進入國際債券市場的重要門戶,利用ICSD之間的系統連接可以直接投資,交易全球主要市場的國際債券,也可以將持有的債券進行抵押獲得國際主要貨幣流動性,提高資本使用效率。 另外,ICSD對客戶的海外投資進行集中化管理,離岸資產的交易,抵押品的使用,回購信貸規模等信息會更加透明,因此,有技術條件支持更有效的,符合國際慣例的跨境監管需求,持份者也可以考慮在亞洲ICSD中以創新方式將“突破式”監管模型與多級託管體係有機結合。在多級託管體系下,全球託管銀行,代理人服務提供商,資產管理公司,經紀人等各類中介機構之間建立多點連接,與全球金融系統,其他國際ICSD相互聯繫,為投資者提供各種高效的,差異化的金融服務。式”市場監管模型逐漸受到監管者認可,特別是內地突破式“一級託管”模式對提升內地資本市場效率發揮了重要作用,多數增長較快的規模也向“一級託管”亞洲ICSD既可以按照國際慣例保持多級託管架構,又可以同時發布“穿透式”監管,運作模式可根據各地的市場結構和慣例進行調整,在利用多級託管擴大網絡覆蓋範圍和加強跨境監管透明度之間取得平衡。 四,香港建設亞洲ICSD的獨特優勢 一直以來,香港完全連接亞洲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獨特金融中心框架,已經發展出一套成熟的,與國際金融體系接軌的製度框架。“債券通”的“北向通”於2017年推出,作為“到2020年3月底,通過“債券通”進入中國債市的境外機構投資者達520家。3月份境外互聯互通”框架下的項目延伸,為國際資本流入人民幣債券市場提供了一條新的渠道。機構投資者通過“債券通”完成的現券交易達5077億元人民幣,佔境外機構投資者於中國債券市場總交易量的55%。 可以預見,在未來條件成熟時,中國內地將會適時開通“債券通”的“南向通”,那麼內地流向境外的資金將會增加,境外人民幣計價債券的發行和交易也會更加活躍。在香港建設基於“互聯互通”的獨特模式,符合國際規範的ICSD金融基礎設施,有利於提升亞洲地區交易後託管結算,抵押品管理服務的能力,以可控方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通過在香港建設亞洲ICSD並以“互聯互通”模式對接內地系統,內地投資者可以涉足更廣泛的國際債券市場。其中,亞洲地區債券將包括在香港的中央結算系統中託管,清算和交收的區域性債券,在香港上市的各類主權等級,高等級的跨國企業債券,以及接收亞洲ICSD的於亞洲其他本地CSD(如馬來西亞,韓國等)中託管的債券。亞洲ICSD也可以與Euroclear和Clearstream兩大國際ICSD建立賬戶連接,通過與這些歐洲地區ICSD之間的連接,可以進一步擴大涉足國際債市的範圍,在滿足信息透明,安全可控的情況下,為亞洲地區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提供更寬廣的平台,實現跨境投融資活動和全球資產配置。 此外,轉換功能不斷增加,亞洲ICSD的服務還可以進一步擴展,為與人民幣匯率和利率相關的各類固定收益類衍生品提供結算,抵押品管理和場外業務集中清算等服務。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場外衍生品交易和場外清算所隱含的風險引起了國際監管機構的高度估計。結果,一些國際證券存管結算機構的服務已經進一步延伸,覆蓋到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債券通”開通後,投資中國債券市場的大型國際機構會迫切需要人民幣計價的利率互換等衍生品來實現風險管理,亞洲ICSD的功能可以順應市場需求,進一步延伸到場外衍生品的結算,為跨境人民幣衍生品提供交易結算服務。 五,結語 “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互聯互通”框架下“債券通”項目的成功上線運行,為發展亞洲ICSD帶來重大利益。通過“債券通”的不斷完善,內地流向整個亞洲的資金將亞洲市場需要一個更符合國際規範的金融基建平台,為以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及地區性債券提供發行及結算服務,在當前地區貿易衝突不斷升級的背景下,提升金融基建能力有助於保障資金安全。 作為一部分獨特的金融中心,香港可連接亞洲(尤其是中國內地)與國際金融市場,依托成熟的金融體係與互連互通的製度框架,在香港建設符合國際規範的ICSD金融基礎設施,促進進一步提升亞洲地區交易後託管結算,抵押品管理服務的能力,進一步促進中國內地與國際金融市場的通行標準接軌,同時也為人民幣的跨境循環提供符合國際規範的金融基建,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重要支持。 (資料來源﹕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2020-07-06History is being unveiled real-time today, not as fact, but as entertainment. John Bolton’s sensational book that reveals chaos in the White House is living history published only nine months after he stepped down from the powerful insider posi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to President Trump. Thanks to U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we enjoy living history on real-time basis, rather than Chinese dynastic history that can only be released after the death of the last emperor. Strictly speaking, official secrets cannot be declassified until 50 years after the events. In this age of instant gratification and monetization of political service, no one can wait that long. Getting Bolton revelations, Trump tweets and CNN daily, we need to read older histories to put our present chaotic age in proper context. Bolton, for example, belongs to the generation of elite national security experts who see history within the Greek Thucydides (431-404 BC) tradition, defining war as driven by “fear, honour and interests”. He still sees history from the Western-centric world-view. British empire poet Rudyard Kipling’s phrase,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set off the myth that the West developed its own path to hegemony absent any influence from the East. Western historians forget that their sources of Greek philosophy and science came via Arab libraries in Alexandria, Istanbul and Islamic occupation of Spain (711-1492 AD). Having longer and more painful history, Asians see the world as interactively reflexive. In a world bound by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networks, Eurasia and America are inextricably entangled together. You cannot see East-West rivalry in absolute, zero-sum “we are good - they are evil” terms. The worst evils are done with good intentions but good can come out of bad events and historical mistakes. By painting people who disagree with America as “evil”, the US may have created enemies where there were only critics or competitor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US has blundered into one war after another without any good exit plans. Bad American leadership creates huge global collateral damage. Given the intense conflict between US and China, how should Bolton’s tell-all memoir be viewed by Chinese historian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Western history has been linear and cyclical in thinking, because the American empire is more of an outward expansion of European culture that then spanned the globe through dominance of the seas, air, space and today cyberspace. Geographically, the United States is guarded by the Pacific and Atlantic Oceans, with no military threats from its northern neighbour Canada nor the smaller Mexico in the South. No one can rival her nuclear armory and hardware. In contrast, China is geographically bound by the deserts to her West and North, as well as mountains and jungles in the South. Throughout history, she faced invasions from the North hordes or internal civil wars and rebellions. It is no wonder that Chinese history is insular, making Chinese philosophy more systemic and inward looking because the Chinese elite saw the contention of power around the central plains, dominated by the capital and around the emperor as centre of power in the central kingdom. Trumpian White House politics as described by Bolton and other million-sellers (Bob Woodward’s Fear and Michael Wolff’s Fire and Fury) are instantly recognizable by the Chinese as palace politics between son-in-laws and daughters, an inner circle and outer networks of kinship, alumni, class or creed. How would today’s events be judged by the classic works of two Chinese Grand Historians, Sima Qian (145-86 BC) and Sima Guang (1019-1086 AD)? Sima Qian wrote his monumental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 Shiji” because he offended the Han Wudi (Military Emperor 157-87 BC) and was given the choice of death or castration. He chose the latter in order to finish his masterwork which covered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early beginnings to early Han. The book comprised 130 chapters and half a million characters, full of famous stories that still come alive in their telling for almost every child in China. Sima Qian was brilliant in his description of how different emperors, officials, warriors and businessmen operated, with keen observation of character and values (good, bad or evil) that shaped policy, events and history. John Bolton would be rated as an ambitious official, confident of his abilities and willing to make allies and enemies alike in the snakepit of palace politics. Because he was sidelined by the powerplay, he chose to expose his former boss as “not fit for office”. Reading his memoir, you can almost smell how his friends and rivals knifed him backwards, sidewards and digitally. In contrast, almost exactly 1,000 years later,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AD) historian Sima Guang was more a politician than historian. He was senior minister (but powerful because he was also teacher) to the young Emperor Yingzhong. The emperor became enamoured by Sima Guang’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rival Wang Anshi (1021-1086), famous in history for attempting a comprehensive reform that failed. Having competed and lost the policy battle for reforms, Sima Guang retreated to write an official history that spanned China’s history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 – 221 BC) to 959 AD, which marked the end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 period (907-960 AD). China’s history is an unending cycle of fragmentation and unification, held together by a Confucian bureaucracy that was simultaneously a boon as well as a corrupt bane. But the system has endured and outlasted invaders, rebels and reformers alike. Sima Guang’s 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Zizhi Tongjian) took 19 years to complete and contained 294 volumes and 3 million characters (six times the size of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What was special about the Comprehensive Mirror is that it is a teaching manual for the emperor and his ministers, with case studies of both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 governance, politics and personnel management. History is seen as a mirror to reflect on the past, so that the emperor would be able to recognize how to deal with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present. Western historians see this book as a text of what happened in each dynasty, whereas Chinese emperors and bureaucrats learn the art of governance by reflecting on its lessons from many failures. A thousand years later, Wang Anshi’s bold but failed reforms still resonate in Chinese reform history. Wang Anshi was not an academic, but an experienced mandarin who realized that the Song Dynasty faced a perennial problem central to any empire – internal decay versus external threat. Facing continuous attacks from the Northern Mongols (who later succeeded in pushing the Song Dynasty south and then conquering China, forming the Yuan Dynasty, 1271-1368 AD), the Song government faced an impossible fiscal and governance problem that haunted even the mighty Han Emperor a thousand years earlier. If you maintained a large standing army (or built a Great Wall) you face both huge fiscal expenditure and debt that is unsustainable. If taxes were too high, the people suffered. Worse, a standing restless army can easily engage in coup d’etat as had happened during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755-763 AD) in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D). Wang Anshi promised reforms in tax and money that were revolutionary in their time. He advanced loans to peasants to buy seed and plant crops, collecting the debt with interest after the harvest. He loaned state assets to merchants to raise revenue, restructured land taxes and tried to reform the military by creating locally financed militia. Exactly like today, the court was split between the reformers and the anti-reformers. Sima Guang was also reformist, but disagreed with Wang Anshi in terms of philosophy and method. A staunch Confucian, he understood the other contradiction in Chinese governance – officials are either loyal or competent, but rarely both. In his view, reforms can only be conducted with the right people in place. Picking the right people before Policy is implemented is critical to success. The best policies executed by bad officials end up with worse outcomes. By Sima Guang’s standards, Bolton would be classified as competent but not loyal. All empires operate by taking it, making it or faking it. The Roman and British empires expanded by taking new colonies to pay for their expenses. The British empire grew throug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n advanced to become the largest trading empire, but then exhausted its resources through two World Wars. Then London stepped up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re, “faking it” through finance and services by riding off the power of its former colony as well as the inability of continental Europe to get their act together. Today, as the United States struggle with growing debt and military and welfare burden, her toxic mix of corrupt politics, captured institutions and outmoded thinking in a multi-polar age makes her uncertain and insecure. From the Grand Historian’s perspective, America is facing her own internal decay versus external threats. To deal with these complex issues, the urgent and existential issue is clearly reform, but if you have both disloyal and incompetent officials in place, together with huge inequalities in society and warring politics, internal decay is probably more threatening than any external rival. In short, if you can’t make success, then you fake it by declaring victory and move on. In Sunzi’s Art of War strategic terms, whether you win depends on your rival (making mistakes), and whether you lose depends on yourself (making more blunders). This means that given America’s overwhelming military, technological, financial and wealth edge, the game is for America to lose, not for China or anyone else to win. Whether Trump or Biden (both in their 70s in an age of millennials) is the right leader to make the crucial internal reforms, that is for American voters to decide in November. History never repeats itself, but it does rhyme and also turns on a dime. We are truly in the moment of history when we need better rear mirrors and Grand Historians.
2020-07-03香港 –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的新書《涉事之屋》自稱是有關特朗普政府的“最全最實報告”。確實,它很快成了解特朗普的一個重要資料。博爾頓在書中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多彩煽情的描述,而特朗普政府卻未能阻止這本書的出版。但是,該書並沒有回答美國當前面臨的真正挑戰:美國外交政策陷入混亂是特朗普的錯?還是由於更深層、更結構化的挑戰? 毫無疑問,特朗普總統的領導風格是有問題的、甚至是危險的。博爾頓是華盛頓的資深內部人,在他看來,國家安全顧問的職責是確保總統“在需要作任何決策時,了解其面臨的各種可用的選擇,”然後,讓選定的決策“由特定的官僚機構來執行” 。 但特朗普對有序地策劃及評估政策重點,並加以取捨這個政府職責並不感興趣,也不關心政策的實施。駕馭美國複雜的官僚機構(包括國務院、五角大樓、財政部、及各類情報機構)各自的不同議程、不同利益及各種自負,都不是他關注的重點。 博爾頓認為,特朗普真正關注的只是他的連任,以及與連任密不可分的自我形象,而且其自負的執著程度已經到了他願意做出博爾頓認為與其它國家進行不恰當的交易的程度,其目的往往只是可以宣稱他獲得了一個勝利。最終,博爾頓寫道,他再也無法忍受這一切,並提出辭呈。但特朗普仍然堅持是自己解雇了博爾頓。 特朗普對外交事務的任性脾氣與無原則作交易的態度,包括讚揚美國競爭對手的領導人、退出多邊協議,以及在他感到陷入困境時隨意發出威脅性的推特,在美國的盟友以及競爭對手兩方面都造成了相當大的混亂,更不用說導緻美國的高官及其官僚部門無所適從。毫不奇怪,特朗普的這些出格的行為嚴重破壞了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與地位。 然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已經有很久一段時間,美國的全球地位就在不斷退步。作為超級大國,美國的地位取決於其經濟影響力、技術創新能力、金融優勢和軍事實力。但是,美國對全球領導力的興趣和行為方式是建立在其自身作為全球道德權威這個自我感知基礎之上的,並主觀地認為世界其它國家應該採納美國擁有的普適價值觀。 地緣學家喬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指出,問題在於“大多數國家並不認同美國的道德標準。”確實,對於中國來說,其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和發展的優先次序。這種自我感知與主觀認識上的分歧極大地推動了兩國之間的誤解與誤判,最後導緻美國主要政治領袖與官僚得出結論:中國是其主要戰略競爭對手。 這個將中國定位為對手的思路在美國得到了兩黨的廣泛支持。實際上,特朗普的民主黨前任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也試圖將美國的戰略重點轉移到應對中國崛起方面來,儘管遠不如特朗普那麼狠,但其政策最終受到中東持續動蕩的影響而挫敗。 正如美國國際關係專家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指出的,特朗普總統的運作方式與之前總統的不同,主要不在政策大方向的分歧,如走向太平洋、退出中東局勢的泥潭、或重新考慮與俄羅斯的關係等,而在於如何執行這些大致相同的政策。儘管如此,特朗普的高度分裂與對立領導風格幾乎排除了任何建立共識的可能,尤其是在對華政策方面。剩下的就是下意識習慣性地全然拒絕所有具有中國色彩的事物。 美國要擺脫目前這種混亂並不容易。美國的全球地位取決於其強大的經濟。然而,新冠病毒大流行已使約4000萬美國人需要申請失業救濟,而美聯儲預測許多人將長期失業。而長期積累的社會分裂正在加劇,例如最近在美國各地爆發的針對系統性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的抗議,這些當然無濟於維持強大的美國經濟。 顯然,美國老百姓及其領導人現在越來越關注國內挑戰。結果,正如哈斯指出的一樣:“世界上發生了許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美國的關注與貢獻,而美國卻竟然缺席。” 另一方面,只要新冠病毒能夠在世界任何地方繼續生存,已經消滅了新冠病毒的國家仍然會面對持續不斷的病毒大流行浪潮的威脅。而美國,不要說領導全球抗疫,連在其國內有效應對這個危機都無法做到,超過120,000的美國人因新冠病毒死亡,新感染案例繼續以每天超過25,000的速度上升。 基於目前的混亂,美國無法奪回過去擁有的全球霸權領導地位,其實也不應嘗試。世界正朝著多極秩序轉變,正如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奈(Joseph Nye)所解釋的那樣,未來權力將分散在多個主權國家、跨國公司、非國家主體和多樣化的社區中,包括由種族、性別、宗教和文化不同而形成的多樣化社區。可是,在權力越來越分散化的同時,未來的挑戰在本質上正變得越來越全球化,新冠病毒大流行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對於美國而言,理性及合理的對策應該是去領導全球合作,以應對共同的挑戰,包括迫在眉睫的經濟衰退、顛覆性技術對經濟與社會的衝擊,以及氣候變化帶來的深遠影響。美國需要意識到,為確保全球合作成功,所有利益相關者,包括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等美國的競爭對手,都必須參與其中。 特朗普證明自己不是理性及合理的領導者。但是,長期以來由兩黨共同構成的美國道德例外主義、將中國定為戰略競爭者的思路、不斷加劇的對國內問題的憂慮,以及政策的搖擺與模糊等趨勢都提示,即使他在11月落選下台,世界急需的由美國領導的全球合作也不會很快實現。 至少以上是中國收到的信息。就像美國擔心外國干涉其選舉一樣,中國將其內部穩定和國家安全視為影響其發展的至關重要的核心利益,也同樣會擔心外國干涉其內政。鑑於此,中美之間的競爭烈度可能不會很快下降。 儘管如此,正如波爾頓的新書所言,特朗普至今仍然特別不適合領導美國,更不適合領導全球。隨著美國即將舉行下屆總統大選,選民應該重溫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名言:“只有美國人才能傷害美國”。任何其它國家,包括中國及俄羅斯,都無法在經濟、技術、或軍事上擊敗美國。但是,通過讓特朗普連任,美國人民可能會繼續傷害美國自己的利益,並將世界推向更黯淡的未來。 沈聯濤是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所傑出研究員,UNEP可持續金融顧問委員會成員。 肖耿是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金融實踐教授、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海上絲路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 本文來自Project Syndicate,經作者授權轉載
2020-07-02中國香港—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是亞洲城市的燈塔。它以極強競爭力和連通性,成為聯繫東西方的橋樑,也贏得了“亞洲的世界城市”的美譽。但這一地位由於香港自己的錯誤如今面臨威脅。 近兩個月來,香港被遊行示威所困擾。示威源於引渡法草案,該法的目的是簡化將嫌犯移交台灣、大陸和澳門的程序。示威者,以及許多外部觀察者,將這個已經永久暫停的法案視為中央政府希望制定的法律工具,以便於將其認定的敵對人士帶到大陸司法轄區。 因此,這一邏輯認為,引渡法將威脅到目前“一國兩制”原則下香港享有的自由與自治。一國兩制是1997年中國從英國殖民當局收回香港主權之後界定內地與香港之間關係的基礎性法律安排。示威者的這一邏輯是錯誤的。 引渡安排非常常見;香港與其他20個國家之間存在這一安排。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知道,確保香港長期和平繁榮的世界城市地位,更有利於融合中西方的商業實踐、治理體系和意識形態,最符合中國自身利益。 因此,中央政府給了香港諸多優惠,香港居民是中國公民中納稅最少的群體,沒有對外交、國防等國家公共品做出其應有比例的公平貢獻。此外,不論有無引渡法,香港都享有最大的自由和自治。 但香港的優勢如今岌岌可危,主要原因在於其自身的不安全感。一些中外評論家指出,近幾十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高速增長和發展削弱了香港作為金融、物流和貿易中心的領先地位。 1997年,香港處理了中國一半的對外貿易,其GDP接近中國的五分之一。在GDP、人均收入和航運量等指標上,香港遠遠高出大陸最繁榮的城市上海。 如今,香港只佔中國貿易額的八分之一。而在GDP指標上,它不但落後於上海,也不如北京和深圳。在航運量指標上,香港甚至被寧波赶超。 但令香港居民更尷尬的是其內部不平等性不斷加劇,這一趨勢因為其全球最高的房價而雪上加霜。此外,香港年輕人日益發現,由於英文和普通話技能不足,自己在國際環境中已經處於劣勢。 但是,正是香港本地政治,而非中國中央政府政策,才是妨礙低價公屋供應、技能改善措施不力和高價值就業機會缺乏的根源。在維護香港經濟和金融地位方面,中央政府的措施應該有所助益,特別是大灣區城市集群潛力無窮,涵蓋了南粵環珠三角的九個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但一些香港人抵制這一融合,擔心這會進一步削弱香港的政治自治、經濟優勢和本地身份。 問題在於香港的本地怨恨為何會激發如此大規模的示威,據海外媒體報導,2019年6月16日的遊行吸引了近兩百萬人,成為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 答案也許部分在於互聯網,或者更準確地說,在於社交媒體所營造的數字回音壁效應。該現象絕不僅限於香港,在2009-2012年間,它正是全球各類示威風潮背後的推動力:伊朗綠色運動、阿拉伯之春暴動、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的反緊縮示威莫不如此。 社會運動理論家曼努埃爾·卡斯特爾斯(Manuel Castells)在其所著的《憤怒和希望之網:互聯網時代的社會運動》(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中指出,這些“多維度暴動”在很大程度上並非是因為貧困、經濟問題或缺少民主,更多是來自權勢人物的傲慢與玩世不恭而挑起的羞辱。 但只有通過網絡,這些情緒才能轉化為群眾的行動。自覺被權勢人物羞辱的人因而“忽視政黨,不信任媒體,不承認任何領導,拒絕所有正式組織。”相反,他們尋求行使“對抗權”,“通過自主交流程序[…]來構建自我,免於被擁有製度權力的人的控制。” 社交媒體平台助推了這一過程。但在聚集這些對本地問題持有類似角度的群體過程中,社交媒體也導致其與相反的意見隔絕。這就助長了可悲的社會極化,導致擔憂被轉變為憤怒,在一些例子中,甚至將憤怒轉變為所謂“對改善人類社會的希望”。 這些橫向聯網、情緒驅動的社會運動常常會演變為暴力,香港正在經歷這個過程。本月早些時候,示威者襲擊並破壞了立法會大樓,隨後則是中聯辦大樓。 這些極端行為,以及擴大到香港各社區的示威活動,讓警察疲於奔命。這就將示威者本身也置於危險之地。 在這個高度緊張及分化的氛圍下,保持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之間一個穩定可靠的橋樑的優勢地位絕非易事。但維護香港這一優勢卻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為此,香港第一步需要就如何平衡“兩制”所承諾的自治權與“一國”所確保的主權進行嚴肅討論。 在此過程中,香港人必須做出重要的權衡。作為中國最為國際化的部分,香港在支持中國融入全球、鼓勵其開放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如果它放棄這一角色,中國中央政府也會砥礪前行進一步改革開放,只是香港將會被拋離在後。 本文於2019年7月29日發表於Project Syndicate,經作者同意轉載。
2020-07-02近日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將“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內容,強調要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製度型開放轉變,加快國內製度規則與國際接軌,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市場化改革。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在過去40年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是與我們從一開始就主動開放經濟、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分不開的。 開放經濟,首先是使我們可以充分利用我們當時的現有生產力,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換回我們自己當時還不能生產但經濟發展所急需的機器設備和技術專利。出口導向型經濟在經濟發展初期的一個重要的成效就是把我們當時的主要生產要素即大量的勞動力利用起來,通過國際貿易,實現更大的價值,為經濟的發展,產業的提升,基礎設施建設,教育和科技的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保障,也就是掙得所謂的“第一桶金”。不開放,不擴大出口,我們後來的發展和提升都不可能實現,也不會擁有今天的世界製造業大國和貿易大國的地位。 開放國內市場,引進外資,是使我們得以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外資帶來的不僅是當時我們還很缺乏的投資資金,更重要的是它們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現代的企業管理方式,與國際接軌的技術與產品標準,同時還帶來了國際市場的渠道和產品設計與銷售的能力。外資、合資企業並不會像西方一些政客所設想的那樣被迫向中國轉移核心技術,但是他們來中國投資建廠,帶來了大量世界上已經成熟的技術,使我們可以較快地學習到現代企業的管理方法,培養了一大批我國的科研人員、管理人員和技術工人,迅速縮短了我們與世界先進國家和先進企業的差距,為後來的自主研發,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對外開放還打開了我們直接向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學習的大門。大批的留學生到國外學習,大批的科學工作者,科技人員,到國外進修、訪問、交流,直接學習。國內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邀請國際知名學者來我國訪問、教學、學術交流,企業可以僱用外國專家。 對外開放,也使我國能夠參與國際組織,參與國際事務的治理。 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我國對外開放邁出的重要一步。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們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大,話語權不斷提升。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我們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也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 當前,我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迅猛推進,主要國家爭奪技術制高點的競爭日益激烈;國際經濟格局深刻調整,各國爭奪國際產業鍊主導權的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加速變革,圍繞國際經貿規則主導權的競爭日益激烈;大國關係深刻演變,大國博弈日益激烈。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貿易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經濟全球化面臨更多新的不確定性。毫無疑問,“十四五”期間,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將更加複雜、嚴峻、多變,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要想在新的複雜嚴峻國際環境中實現趨利避害,我國必須堅持擴大開放和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以更高水平的開放,促進全面深化改革、促進更高質量的發展,加快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營造穩定良好的國際環境。 只有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的水平,我們才能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進一步發展壯大我們自己。我國近14億人口,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只有一萬美元左右,只是發達國家的六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還需要繼續轉移,就業壓力不斷加大。我們要擴大內需,發展國內市場,但也要利用好國際市場、利用好全球的資源,才能把我們的生產潛力充分發揮出來,持續穩步地快速增長,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只有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的水平,我們才能不斷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提高我們的國際競爭力。正如華為公司的任正非所說,永遠要向比我們先進的人學習。我們40年的發展,使我們的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一些領域裡已經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許多領域裡,我們還落後,不僅在產業鏈上處於較低的位置,而且還會在一些關鍵技術上被人“卡脖子”、“斷供”。我們要加強自主研發,但是仍然要開放學習,降低學習成本,以較快的速度學到更多的東西,提升我們自己的水平。 只有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的水平,才能促進更多創新要素匯聚,在人才的競爭中佔居有利地位。未來的國際競爭,會更加取決於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的競爭。我們自己要加快發展教育與科研體系,自己培養人才,同時也要在全球吸引人才。我們要鼓勵外資企業在華設立研發機構,實施國際人才戰略,健全人才引進制度,對國際人才在簽證、工作許可、居留和家屬生活方面實行便利服務,營造吸引國際高端人才的良好工作、生活環境。提高公務人員商務出國管理審批效率,提供便利。支持中資企業“走出去”整合、利用海外創新研發人才與研發資源。 只有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的水平,優化營商環境,我們才能進一步吸引外資,打破國際上一些政客要求企業從我國撤出、與我國“脫鉤”甚至對我國進行封鎖的企圖。我們要適時調整縮短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鼓勵外商投資開展研發活動,允許外資企業參與國家科技攻關項目。鼓勵外商投資補足我國供應鏈短板,增強我國產業鏈的安全性。保持外資政策的穩定、透明、可預期,制定外資法規與政策依法徵詢外商企業的意見。建立內外資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落實《外商投資法》,切實做到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平等對待。更多的外資企業到我國進行生產與投資活動,本身增加了我國的GDP,增加了我國的就業與收入。同時彌補了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上的短板,進一步鞏固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上的地位。 只有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的水平,我們才能以開放促改革,使我國的市場機制充滿活力和競爭力。例如,擴大金融市場的開放,不是出於別人的“壓力”,而是我們發展和完善金融市場自身的需要。我們擴大金融市場的開放,放寬准入條件,引入更多的國際金融機構,當然會導致國內金融市場競爭更加激烈。但是,高水平的競爭力只能在真正的國際競爭當中才能形成,與國際接軌的金融體系,也只能在國際競爭中才能逐步完善。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會使我們看到需要進行哪些體制改革,如何完善市場監管體系,真正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 只有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的水平,完善對外投資管理與服務體制建設,才能形成一批世界級的中國跨國公司。我們要繼續吸引外資,與此同時,中國的企業也要走出去,利用全球的資源,在世界配置資源,更好地發展我們自己。反過來說,我們的企業走出去希望在別的國家獲得平等競爭的環境,我們的國內市場也要進一步開放,為別的國家的企業提供平等競爭的投資環境。 只有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的水平,我們才能完善對外經濟合作機制,提升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能力與水平。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是我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的內在要求,有利於維護和改善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我國經濟實力壯大,為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奠定了強大的“硬實力”,提升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軟實力”變得日益緊迫。特別是要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新趨勢,提升我國構建高標準自由貿易安排的能力。也只有我們更加開放,才能遏制“反全球化”的逆流,高舉多邊主義的旗幟,通過“一帶一路”等有利於加強國際合作倡議的實施,最終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理想。 本文來自綜合開發研究院,經作者授權轉載
2020-07-02醫療用品行業是攸關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領域,該行業通過全球貿易和科技交流產生的正外部性和溢出效應,不能簡單用經濟收益衡量。新冠疫情的沖擊再次表明,醫療用品的全球貿易既是經濟發展和社會發展需要,更對全球公共衛生安全有重要影響。新冠疫情的有效控制離不開各種醫療用品的配合。由於醫療貿易用品國際分工不同和疫情的不確定性,疫情暴發后,各國和地區出現了不同程度的醫療資源透支現象。我國是國際醫療產品的主要供給和需求方之一,也是最早且有效控制新冠疫情並逐漸恢復生產的國家。擴大醫療產品的國際供給,既是承擔新冠疫情防控的國際義務,也是未來我國在國際標准、國際規則調整和重構中獲取話語權的重要鋪墊。 一、疫情相關醫療用品的國際分工情況 醫療貿易產品廣泛分布在HS編碼各章節。WTO統計報告顯示,與新冠疫情關聯密切的醫療貿易產品近90余種。按照產品用途,可以劃分為藥品、醫療耗材(消殺用品等)、醫療設備和個人防護用品(香皂、口罩、護目鏡等)四類產品;按照技術水平,又可以劃分為知識密集型產品(藥品)、資本密集型產品(醫療設備)和勞動密集型產品(個人防護用品和醫療耗材)三大類。 疫情相關醫療用品貿易大國主要為發達國家,中國是前十位醫療用品貿易大國中唯一的發展中國家。醫療用品貿易是發達國家貿易收入的重要組成部分,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發達國家的醫療用品貿易佔總貿易的比重均高於世界平均水平,其中,愛爾蘭和瑞士的醫療貿易出口在本國總出口中更佔到了30%以上;中國則相反,醫療用品貿易在本國貿易中佔比不足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疫情相關醫療用品的貿易結構也相應表現出發達國家主導的特征,體現在其藥品的貿易佔比最高,醫療耗材和醫療設備次之,個人防護用品的貿易比重較低。此外,除日本和愛爾蘭外,其他發達國家在貿易上總體呈現“大進大出”的特點,特別在藥品貿易上,發達國家既是供給大國也是需求大國,產業內貿易活躍;中國的貿易結構與發展中國家充裕的要素稟賦相符,以個人防護用品為代表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在出口結構中具有相對優勢,對藥品則高度依賴進口。 新冠疫情相關醫療用品的國際貿易格局直接反映了醫療產業的國際生產能力。盡管世界各國和地區尋求在醫療用品行業提高國產化水平,但受限於技術水平和勞動生產率,醫療用品的生產能力既存在區域差異又高度依賴國際合作。應對新冠疫情需要醫療行業硬件資源和軟件資源的雙向配合,硬件資源包括各類醫療用品,軟件資源包括專業醫護人員和醫療設備操作人員,且醫療軟件資源的可獲得性、可生產性和可貿易性均低於硬件資源。如果將應對新冠疫情所需的各類硬件資源按照效用排序,在控制新冠疫情傳播速度和范圍上表現為:個人防護用品>醫療耗材>藥品>醫療設備,也可以認為: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密集型產品>知識密集型產品;在加快新冠疫情終結進程和效率上表現為:藥品>醫療設備>醫療耗材>個人防護用品,也可以認為:知識密集型產品>資本密集型產品>勞動密集型產品。 口罩、呼吸機和疫苗分別是與疫情防控相關的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密集型產品和知識密集型產品的典型代表。其中,以口罩為代表的個人防護用品供應是阻斷新冠疫情傳播的最有效方式;以呼吸機為代表的醫療設備儲備情況是減緩新冠疫情病死率的重要因素;以疫苗為代表的藥品研發、試驗和產能是決定新冠疫情結束的關鍵環節。在口罩生產上,中國與歐美發達國家共分一杯羹。2019年,中國、德國和美國的口罩合計出口佔據了全球口罩供應的半壁江山,中國口罩出口比重在世界佔比近1/4。全球呼吸機產能主要集中在歐洲,德國德爾格、瑞典潔定集團和瑞士漢密爾頓醫療公司是重要的呼吸機供應商,中國具有一定的呼吸機產能,但關鍵零部件受到海外供應鏈制約。疫苗研發屬於生物制藥領域,本質上是高技術行業。通過對WIOD的最新地區間投入產出表進行測算,2014年G7國家的基礎藥品和制劑行業的平均增加值率達到近47%,盡管中國是醫藥貿易大國,但是該行業的增加值率僅為27%。目前,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和WHO等國際組織的協調,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開始意識到疫苗接種的重要性,世界范圍內的進口替代疫苗種類也在不斷增加,但在預防重大傳染疾病的疫苗品類上,發展中國家仍依賴於從歐美發達國家和地區進口。英國葛蘭素史克、法國賽諾菲、美國默沙東和美國輝瑞是四大疫苗寡頭,2018年的合計業務收入佔全球疫苗市場的90%以上。總體而言,發達國家和地區在知識密集型產品和資本密集型產品上具有壟斷優勢,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在勞動密集型產品的個人防護用品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歐洲和北美洲是醫療用品的主要研發基地,中國和其他發展中國家和地區具有巨大的市場潛力。 二、疫情下全球醫療貿易供需缺口及影響 為了最大限度地阻斷疫情傳播渠道,控制疫情蔓延勢頭,各個國家和地區均採取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和隔離措施。根據中國貿促會的統計資料顯示,截至2020年4月底,已經有近193個國家和地區因新冠疫情採取了相關措施,涵蓋貨物貿易、船舶/航班/列車、邊境口岸、人員入境等領域;同時,還有131個國家和地區宣布進入國際緊急狀態,進一步強化了內部和外部的社交距離管控。在全球價值鏈國際分工的背景下,面對疫情突發式的沖擊和波浪式的蔓延,在世界范圍內採取適當的管控措施是必要的。但是,各國和地區的疫情承受能力不一,借鑒的歷史經驗和參照的法律依據也不同,從而在全球范圍內形成協調性的管控模式較為困難,過度防疫或防疫不足也為疫情的有效控制帶來了挑戰。特別是對疫情相關的醫療用品進行貿易限制,降低了疫情發展趨勢的可預見性,提高了全球共克時艱的難度。 《1994年關稅和貿易總協定》的第20條款允許各成員為公民健康或糧食安全實行出口限制,是此次新冠疫情各國採取限制性措施時援引最多的WTO條款,但該條款也提出某一成員援引時應考慮採取措施的必要性、預期效果和其他成員實施替代措施的合理性,避免條款的濫用。WTO的分析報告顯示,目前共有80個國家和地區對新冠疫情相關的醫療用品實施了出口禁止或限制措施,其中主動向WTO進行數量限制措施通報的國家數量不足1/2,受到貿易管制的產品以勞動密集型的個人防護用品為主(圖1),佔比近七成,其中以口罩、護目鏡為典型代表的眼部和面部防護用品遭受的出口限制最多。呼吸機和核酸試劑等技術含量較高的新冠疫情醫療物資主要由少數國家和地區供應,目前沒有形成全球層面的貿易限制。 由於新冠疫情具有空前的危害性,且國際分工背景下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和地區能夠完全獨立生產並滿足內部需要的所有醫療用品,當新冠疫情大面積暴發時,各國和地區的醫療資源都面臨著透支的可能,全球層面表現為醫療用品供不應求。伴隨著各國和地區對個人防護用品的流動性限制加強,勞動密集型的醫療用品需求缺口最為顯著。據CNBC報道,美國目前庫存1200萬個N95口罩和3000萬個外科口罩,在大流行的情況下,隻能滿足專業醫護人員1%的需求,其他國家和地區也表現出了不同程度的“口罩荒”,並有別於“呼吸機荒”和“試劑荒”。 各國和地區採取醫療用品貿易限制措施的出發點是為了避免國內疫情物資短缺,但大范圍的醫療用品貿易限制適得其反,反而會造成世界范圍的規模不經濟。短期內,一國和地區採取醫療用品貿易限制措施能夠增加內部供給,降低價格水平,國內防疫水平提升,但同時導致國際產品供給減少,有進口需求的國家受到嚴重影響,全球防疫效果下降。長期內,採取醫療用品貿易限制措施國家的出口商外部訂單需求不足,且國內相對較低的價格挫傷了其生產積極性,加之外部價格較高催生的走私活動增加,將可能降低國內防疫用品的可獲得性,增加了未來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的風險。此外,外部有進口需求的國家和地區可能重新考慮價值鏈布局的安全性,甚至可能轉而尋求國內生產,比較劣勢使國內生產面臨資源配置錯位導致成本高企而難以持續,這種連鎖反應進一步加劇了全球供給的減少,價格螺旋式上升。此外,各國和地區對人體健康休戚相關的醫療用品進行貿易限制,還將引發部分國家對糧食和衛生紙等物資的高度緊張,如果各國和地區在新冠疫情之后將臨時性貿易政策常態化,由此帶來的負向溢出效應會加劇全球貿易和公共衛生防疫的系統性扭曲。 三、疫情下中國醫療貿易面臨的機遇與挑戰 中國受到此次新冠疫情沖擊的時間較早,由於防控措施果斷及時有效,最早控制住疫情大范圍傳播,在產業重啟上具有時間優勢。同時,中國的工業門類相對齊全,具有一定的資本和技術積累,在世界疫情相關的醫療物資短缺階段,中國醫療產品貿易中的勞動、資本和知識密集型產品都面臨著一定的機遇。 在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2017—2019年中國個人防護用品在同類產品的世界出口市場份額中佔比最高,達到17%,高於第二名德國近4個百分點,高於第三名美國近7個百分點,其余國家和地區各自瓜分的市場份額均在5%以下,且中國的口罩出口優勢最顯著。眼部和面部防護用品、防護服和手套是目前受到貿易限制的前三類產品,與中國的醫療產能形成了巨大的互補性。 在資本密集型產品方面,以呼吸機類設備為例,2019年中國呼吸器和呼吸機佔據全球10%的出口份額,與荷蘭持平,但低於新加坡(18%)和美國(16%)。東興証券2020年3月底的數據顯示,海外對無創呼吸機和有創呼吸機的需求量分別約為62.9萬台和20.5萬台。中國目前取得較高海外資質的呼吸機廠家的產能約為世界的1/5,在該類產品的出口貿易上處於相對有利的賣方市場地位。 在知識密集型產品方面,自2020年3月11日中國向世界發布新冠病毒的全基因序列以來,已有多個國家的研究機構參與到新冠疫苗的研制中。根據《自然》的統計資料,截至2020年4月8日,全球已確認的在研候選疫苗有78種,其中近一半的疫苗研發機構位於北美,中國的疫苗開發商數量佔比約為18%,處於第二位。中國的疫苗研發節奏與世界持平並具有領先趨勢,截至2020年4月底,中國已有4個新冠疫苗進入臨床試驗,其中陳薇院士團隊的腺病毒載體疫苗成為全球首個啟動二期臨床研究的新冠疫苗品種。如果中國的新冠疫苗順利通過各期臨床試驗,達到審批標准后率先進入流通階段,中國將在此類藥品的國際市場份額上具有相對優勢。 盡管中國短期內在三種醫療產品的生產和貿易上具有較好的發展前景,但面臨的挑戰也不容小覷。醫療貿易的國際分工格局不能完全體現醫療產業錯綜復雜的價值鏈情況,伴隨新冠疫情的多種限制措施,國內和國外的上游原材料供應危機、高端產品的技術水平缺乏、海外訂單產品的標准不一、信息不對稱下的產品過剩等,都是中國在擴大醫療產品生產和貿易的同時需要兼顧的問題。 其一,勞動密集型產品方面的挑戰。中國在個人防護用品的生產上具有比較優勢,疫情暴發后,中國的口罩產能在短期內從800萬隻提升至1.5億隻,防護服產能也擴大了近30倍,隨著新冠疫情的好轉與其他地區的臨時生產線運轉,由此引發的潛在產能過剩不容忽視。同時,由於個人防護用品存在醫用和非醫用區別,即使個人防護用品在要素投入上整體表現為勞動密集特征,不同類型的個人防護用品也具有生產技術的差異。聚丙烯是口罩生產的上游原材料,用於醫用口罩中游原材料熔噴無紡布的生產,據工信部預計,一噸高熔指聚丙烯可生產90萬~100萬隻一次性醫用外科口罩,或20萬~25萬隻醫用N95口罩。我國的聚丙烯供給相對充足,但對熔噴無紡布生產過程中需要的設備噴頭主要依靠進口,目前我國尚未掌握這類關鍵零部件的生產能力。因此,我國在擴大口罩等個人防護品的生產中容易受到醫用產品的原材料限制。此外,中國的個人防護用品關稅為7.2%,同該類產品主要出口國比較稅率最高(表2),在市場需求和政府干預下,與其他同產品且低關稅的競爭國相比較,中國有失去最大市場份額的風險。 其二,資本密集型產品方面的挑戰。盡管中國在以呼吸機為典型代表的資本密集型產品上佔有一定的出口市場份額,但由於該類產品需要的標准認証和生產周期較長,依靠跨界生產實現短期內的大幅增長不具有可行性。中國的21家有創呼吸機廠家中僅有8家取得了歐盟CE強制性認証,在更專業的有創呼吸機海外出口方面,中國存在有效供給不足問題。工信部數據顯示,截至4月初,中國出口的呼吸機數量約為1.8萬台,其中有創呼吸機近4000台。在核心零部件海外供應不足的制約下,如何保持中國呼吸機的持續生產成為首要擔憂。即便中國的呼吸機產能得以保持,但呼吸機的造價成本高,操作與使用還需要經過專業培訓的醫護人員,從而對中國的有創呼吸機出口流向也有局限性。此外,體外膜肺氧合機(ECMO)等高端醫療裝備也是目前國內無法生產的。因此,疫情下中國的資本密集型產品出口的機會窗口相對有限。 其三,知識密集型產品方面的挑戰。中國在新冠疫苗研發上取得的已有成績固然值得肯定,但還應考慮到疫苗的成功幾率具有不確定性,接下來的試驗階段尤為關鍵。目前,全球疫苗覆蓋傳染病的品種有38種,中國能自產預防的共34種,但在以帶狀疱疹疫苗、老年人流感疫苗為代表的病毒性疫苗上尚未實現國內開發。中國2018年人用疫苗的進口額是同期出口額的近7倍,而美國和德國這一數據分別約為2.4和1.8,荷蘭、愛爾蘭、英國、法國和意大利等國均實現了淨出口。總體來看,中國不具有疫苗類產品貿易上的生產與貿易優勢;盡管在個別獨創性疫苗(如埃博拉病毒疫苗、戊肝疫苗、EV71疫苗)的研發和生產方面處於前沿,但其出口尚處於進口國的審查環節,沒有形成規模出口。此外,疫情肆虐下疫苗研發和應用的商業性質相對弱化,中國發展以疫苗為代表的知識密集型產品貿易,更多的是為中國醫療貿易在價值鏈微笑曲線向上攀升增加積累,盡管在市場規模收益上收效甚微,但依然值得繼續推進。 四、疫情下促進中國醫療貿易發展的政策建議 新冠疫情加深了各國和地區對自身醫療產業的現實認知與潛力評估,也為國際醫療貿易發展提供了機遇和挑戰。中國是醫療用品貿易大國,可貿易產品類別多樣。此次疫情波浪式暴發,各國進入緊急狀態具有階段性,醫療用品需求強度高。中國目前有序復工復產,與國際疫情錯峰發展,應把握時間窗口,擴大具有比較優勢的醫療產品的國際供給,創造具有市場潛力的醫療產品的生產和貿易空間。一方面,可以促進自然優勢與可獲得性優勢結合,提高醫療貿易行業的整體國際競爭力;另一方面,向世界展示我國的“美美與共,和而不同”的發展理念與治理能力,對遏制貿易保護主義、維護全球化成果大有裨益。 (一)遵循醫療產品比較優勢,發展重點貿易類別 盡管中國在疫情相關的各類醫療用品貿易中都佔據一席之地,但這種優勢在不同產品之間和相同產品之內具有層次性,如果以產能優勢、時間優勢、關稅優勢和市場慣性優勢作為參考,不同類型的產品具有不同的優勢。總體而言,中國的醫療貿易產品綜合優勢表現為:勞動密集型產品>資本密集型產品>知識密集型產品,這與控制新冠疫情傳播速度和范圍的需求排序是一致的。其中,中國在個人防護用品上具有較強的產能優勢、市場慣性優勢和時間優勢,和同類競爭國家相比缺乏關稅優勢;在醫療設備上具有一定的產能優勢、時間優勢和市場慣性優勢,和其他貿易出口大國相比不具有關稅優勢;在藥品上僅具有時間優勢。因此,中國應將個人防護用品作為疫情期間發展醫療貿易的重點,進一步擴大該類產品的國際市場份額,盡力維持資本密集型產品的現有產能,繼續培育具有潛力的知識密集型產品。同時,要建立原材料預警機制,及時了解並反饋終端產品對上游產業鏈的需求。 (二)保証醫療用品生產質量,增強海外標准對接 醫療用品涉及生命安全,保証產品質量是重中之重。特別是在疫情期間,一國和地區的醫療用品貿易糾紛更容易上升至政治層面,對國際聲譽造成負向沖擊,甚至可能瓦解國際生命科學領域合作的信任基礎,從而導致世界再次陷入醫療貿易用品限制、疫情醫療物資缺乏的循環。中國是個人防護用品的生產和出口貿易大國,面臨的貿易摩擦幾率也更高。因此,國家應敦促企業在提高生產速度的同時嚴格把控質量;同時,國家應繼續暢通信息渠道,為國內企業對接進口商所在國家和地區的醫療用品訂單標准創造便利,提供更多線上培訓和信息查詢功能,減少事中失控和事后糾紛,從源頭處最大程度上避免國際社會對我出口產品質量的質疑。 (三)簡化出口程序,提高貿易流通效率 疫情期間,時間就是生命。因此,有必要簡化貿易流程,為醫療用品進出口設立綠色通道,最大限度提供貿易便利,滿足國際市場需求。首先,應完善企業報關信息登記統計,適當允許報關單據有細微並且合理的信息出入,節省不影響貨物基本性質與合法流向的信息更改時間。同時,輔之必要的數字化信息監督技術,提高抽檢的針對性,避免不必要的二次排查。其次,海關和檢驗檢疫部門應繼續提高醫療物品進出口的查驗效率和放行速度,根據申報信息及時將醫療貿易用品進行分流,並適當調整貨物到達堆場和查驗場所的流程,節省不必要的貨場運輸與裝卸時間。此外,應加強與國際社會的溝通,避免因標准、出口程序等原因導致的誤解。 (四)支持醫療用品貿易關稅減讓談判,改善國內外市場主體福利 中國的藥品、醫療耗材、醫療設備和個人防護用品的關稅水平仍有下降空間。同WTO成員平均水平相比,中國僅在耗材上關稅征收較高,但同美國、歐盟和日本等發達成員相比,中國的各類醫療用品關稅水平較高。降低醫療用品的關稅水平,對內可以使人民享受更多種類的低價藥和醫療服務,與“不斷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的願景具有一致性,對外可以滿足新冠疫情有進口需求的國家,為新冠疫情紓困作出貢獻,同時鞏固和擴大中國個人防護用品的國際市場份額,並有效避免其他國家認為我國實施市場保護的不實指責。此外,推動醫療用品貿易關稅減讓也是促進貿易自由化、維護經濟全球化的重要方式。具體而言,可以將具有充分比較優勢的個人防護用品關稅降至零,提高該類產品的國際競爭力;醫療設備和醫療耗材可以減讓至發達成員現有水平,或是更低,在談判中可以靈活掌握;在我國不具有比較優勢的藥品上,也可以支持關稅降低至零水平,雖然短期內對本國部分進口替代企業形成一定沖擊,但在長期內有助於形成更加寬鬆的醫藥市場環境,提高國內醫藥生產企業的創新能力和產業集聚能力,從而加快培育國產藥的可獲得性優勢。 (五)積極參與國際組織協調,為進口需求地區提供便利 全球層面的疫情應對與醫療物資運輸通暢離不開WTO、WHO、WCO等國際組織的協調,離不開G20等有號召力和行動力的區域經濟組織密切配合,離不開全球疫苗免疫聯盟(GAVI)等專業化組織的支持。中國應繼續積極參與多種組織的協商行動,表達參與疫情全球合作的意願,同各國和地區在疏通疫情物資流程上達成共識。2020年5月18日,以網絡形式召開的第73屆世界衛生組織大會,強調了加強多邊合作是應對疫情及其負面影響的重要因素。中國在會議上明確表示將積極全面參與國際抗疫工作,包括保証疫情物資供應鏈、加強對嚴重的疫情國提供國際援助等;同時,中國還作出新冠疫苗在研發並投入使用后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重要承諾,再次向世界表明中國是具有擔當精神的負責任大國,與各國同舟共濟是中國的殷切所盼。除配合國際和區域組織行動、加強國際協商外,中國還可以通過提供進口信貸的方式幫助有需求的進口國盡快恢復貿易渠道。 (六)動態評估市場需求變化,防止出現產能過剩 隨著疫情的好轉、各地區放鬆復工復產的條件,各類醫療貿易用品也可能再次出現供過於求的積壓現象。雖然疫情增強了人們對個人防護用品的使用意識,也使各國認識到呼吸機等高端醫療設備儲備能力的重要性,某種程度上對一般醫療產品的需求在疫苗研制出來不會驟然下滑,但不能忽視各國和地區出於安全可控的考慮加速產業鏈回歸本土的影響,因此,應該警惕產品過剩的風險,特別是避免個人防護用品的過剩出現,以防新冠疫情之后國內產業結構升級的阻礙因素增加。為此,要加強國內各類醫用產品的生產企業數量和產能的統計,及時披露國外的需求信息,關注臨時轉換生產線的企業產能變化,充分發揮政府的協調和服務作用。 ( 作者簡介:郎麗華,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馮雪,首都經濟貿易大學經濟學院博士研究生) (資料來源: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2020-07-10一、中國內地經常賬戶餘額的新趨勢與金融含義 當前,中國內地經濟金融領域具有深遠意義的變化之一是經常項目的順差出現明顯下降:2018年經常項目順差同比下降70%至491億美元,佔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重降至1.55 %,這一趨勢在2019年前三季度仍在持續:經常項目順差在400億~500億美元之間,佔GDP比重徘徊在歷史低位。對比歷史數據,2006年內地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與GDP之比達到了11.23%的峰值,之後逐漸回落,2010年下降到4%的國際關注標準以下,2016、2017年連續兩年位於2%以下,2018年第一季度甚至出現了17年以來的首次大規模逆差。可以預見,未來經常項目順差與GDP的比值有望在1%的區間內波動,階段性還可能會出現小幅逆差。 內地國際收支經常項目順差逐步縮小狹窄這一趨勢性的重大變化,從根本上反映了中國內地經濟增長從外需拉動走向內外需協調推進的階段,國際收支格局出現顯著變化。從具體項目來看,降低,內部需求逐步擴大,低端加工貿易產業優勢下降,部分低端製造業外移的趨勢下,未來貨物貿易順差很可能出現結構性收縮;逐步,消費升級驅動下的服務更長期的宏觀背景在於,人口快速老齡化會降低儲蓄率,逐步擴大投資-節省缺口,對經常賬戶形成壓力,減少出口對中國內地這意味著,經常項目持續大規模順差佈局將成為過去式,經常項目剩餘未來大概會在窄幅區間內相互改變。 內地國際收支週期基本進入經常項目輕微順差甚至逆差的階段,其對應的金融含義在於需要資本項目下的資本流入來支持國際收支平衡,這意味著中國內地金融市場需要進一步深度開放。此外,從戰略上考慮,金融市場深度開放,加深中國內地與國際金融市場的掛鉤,可以部分發揮對沖逆全球化浪潮的衝擊。因此,當前階段,中國內地金融市場改革開放的重點之一應該是如何更好地對接國際市場並吸引國際資本流入,以及掃除海外投資者流入中國內地市場的障礙。 二,內地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的必要性與必然性 未來中國內地金融市場進一步開放的過程,也是人民幣國際化平穩推進的過程。從國際經驗看,金融市場的開放能夠成功克服經常項目的逆差,帶來跨境金融交易的增加。中國內地金融市場的進一步開放和人民幣作為投資貨幣的屬性更加顯著,這也就意味著在交易結算貨幣和投資貨幣屬性的基礎上,人民幣作為國際儲備貨幣的屬性進一步提升。 在這一轉變過程中需要關注的重點和挑戰包括: 第一,如何以可控方式逐步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的開放。到目前為止,中國內地國際收支平衡表中的大部分項目已經基本可兌換或部分可兌換,但尚有一些最為重要的資本行為主體項目依然保持嚴格的管制,主要涉及三個方面:一是外商投資需要批准,中國內地企業“走出去”需要批准;二是中國內地居民不能對外負債;三是中國內地資本市場尚未充分對外資開放。上述這些都是資本賬中的核心項目,不僅決定著資本流入流出的規模,而且影響著資本賬中其他項目的開放程度。近幾年,人民幣的跨境使用有了明顯進展,出現了資本項目可以人民幣進行結算的條件。目前中國內地居民對外負債受到一定規管,但對外可以人民幣負債,如中資企業在香港地區發行以人民幣計價的點心債。 2016—2017年高峰時期點心債的年均未償還餘額超過3000億元人民幣;同期的香港離岸人民幣貸款餘額也曾達到3000億元人民幣的歷史高位。這表明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有可能走一條獨特的路線,即可率先依托香港等離岸人民幣中心,探索進行資本項目本幣開放,讓本幣流動起來,然後再實現資本項目本幣對外幣的完全可兌換。 第二,與世界主要貨幣的國際化進程不同,未來人民幣融入國際貨幣體係可能需要在經常項目順差無法持續的背景下繼續推動。這使得人民幣可能較早進入“經常項目渠道輸出、資本項目回流”的階段,人民幣的投資貨幣屬性更為突出。美元、日元國際化過程中均出現過輸出本幣資本,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投資援助,同時帶動本國企業、產品和服務“走出去”,加速本幣國際化的過程。美元通過“馬歇爾計劃”的推動,以企業跨國投資和金融合作為載體,強化了美國和美元作為國際貨幣的地位。類似的還有日元“黑字還流”計劃,通過鼓勵世界銀行、亞洲開發銀行等國際組織發行日元債券,推動日本國內私人資本流出,支持日本金融機構參與日元銀團貸款,向發展中國家提供商業性日元貸款等多種渠道,實現日元的國際使用。 “黑字還流”計劃還促進了日本的國際收支平衡。 1986—1990年,日本貿易逆差由13.7萬億日元逐年減少至7.6萬億日元,同時日元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中的佔比不斷提高,由1987年的6.8%逐年上升至1991年的8.7% 。 以中國內地現有金融體係而言,加大人民幣的跨境循環以應對需求,在更大程度上便利人民幣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而進一步開放內地資本市場和貨幣市場,需要更加市場化的人民幣匯率決定機制,同時需要更加透明穩定的、規則為本和專業高效的金融監管體系。應對上述挑戰,需要建立全球相互聯通的人民幣金融市場,提高人民幣金融市場的深度和廣度,未來需進一步提高人民幣在資本項目上的兌換程度,更好地對接國際市場並吸引國際資本流入。 三、內地新的國際收支格局及其香港金融中心的新定位 香港“互聯互通”的金融開放模式,可以為中國內地全面融入國際經濟體系提供新渠道,在安全可控的情況下切實推動人民幣的國際使用和金融市場的開放,在保持境內外的監管規則、交易習慣以及人民幣資本項目不完全兌換的大框架下,推動中國內地股票市場、債券市場進一步敞開懷抱。以“滬港通”與“深港通”(統稱“滬深港通”)為例,至2019年底,“滬深港通”共完成約2.7萬億元人民幣的成交額,而跨境結算的資金只有約450億元人民幣,實現了較小的跨境資金量和安全可控的資金死循環。以此“互聯互通”模式推動人民幣資產的國際化程度,可以更安全地吸納全球資本。 順應中國內地金融市場開放的新需求,香港可以充分利用自身作為內地的門戶和國際金融中心的獨特優勢,以創新模式實現內地與海外市場之間的“轉化器”功能,在安全、風險可控的開放模式下連接世界與內地,在建立更加便捷的覆蓋交易、清算、交收與託管等環節的金融基礎設施、繼續拓寬現有的境內外金融市場雙向投資渠道、提供完整的金融產品線等方面,探索更為適應外資流入的中國內地市場開放的新途徑和新模式。 (一)探索人民幣國際化“先本幣開放,再完全可兌換”的新格局 到目前為止,人民幣國際化走的是與當前主要主權貨幣國際化有別的特殊路徑,即在資本項目沒有完全可兌換的情況下進行人民幣國際化,主要依托香港等離岸人民幣中心,在資本項目上首先實現本幣開放,讓本幣流動起來,然後再實現資本項目本幣對外幣的可兌換,從而降低資本項目開放的操作難度。 在人民幣國際化的背景下,匯率問題與利率問題息息相關,如果能夠構建出較為有效的利率走廊,形成高效的短期利率傳導機制和短期收益率曲線,在市場力量的自發調節下,短期市場利率將圍繞中長期基準利率上下波動,驅使國內流動性合理跨境流動,最終實現內外部均衡。形成利率與匯率長端的平價關係,需要進一步打通人民幣在岸市場和離岸市場的聯繫,境外資金以人民幣投資境內金融市場,境內資金以人民幣投資海外金融市場,人民幣匯率最終與人民幣利率相互融合影響,從而使人民幣利率覆蓋全球相互聯通的人民幣資產,國內央行的貨幣政策也就可直接或間接影響到全球相互聯通的人民幣資產。 以此為目標,積極穩妥推動中國內地當前的金融業對外開放、合理安排開放順序,以及擴大金融開放就成為深化改革的重要路徑。其中的重點包括: 第一,加快人民幣利率市場化進程,構建以國債收益率曲線為核心的品種豐富、期限結構合理的固定收益市場及衍生品市場。 第二,繼續推進自貿區/自貿港建設,促進自貿區/自貿港與離岸人民幣中心的互動,創造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的條件,總結可複制推廣的經驗。 第三,在總結“滬深港通”和“債券通”的經驗基礎上,香港可以繼續探索可控的內地金融市場開放模式,將“互聯互通”機制擴展到包括“衍生品通”“新股通”在內的更多金融產品形態,以香港為載體幫助內地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目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對資本項目可兌換並沒有明確的要求,在一定指標範圍內符合一定程度的可兌換即被視為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如果在未來一段時間內,借助香港“互聯互通”的風險可控渠道,在人民幣僅存的三個不可兌換的子項目上進一步實現政策突破,爭取實現人民幣資本項目基本可兌換,將進一步強化香港在人民幣國際化中的紐帶作用,推動更多以人民幣計價的金融產品在國際市場上交易和流通。 第四,可嘗試將當前一些政策試點與人民幣國際化相結合。如2017年12月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宣布將開展H股“全流通”試點 ,為國企混合改革提供新的平台和吸引海外資本的新機遇。在涉及跨境資本流動問題上,可以考慮對H股“全流通”適當放鬆,試點以人民幣計價的資金結算方式,緩解H股“全流通”後的匯率波動問題。近年來,離岸市場人民幣資產的投資屬性得到明顯提升,為人民幣資金提供了良好的投資途徑。基於此,監管部門可以設立一定的額度,允許“內資股”股東變現的資金投向香港的離岸人民幣資產。這一變革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決“內資股”股東變現資金的問題,滿足股東資金在境外配置的需求,而且增強了人民幣在海外金融市場的計價和結算功能,同時進一步提高了離岸市場人民幣的流動性。 (二)堅持以市場需求驅動,擴大人民幣的跨境使用 中國內地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貿易投資聯繫日益加強,為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國家的流通使用提供了難得的機遇。俄羅斯、新加坡、泰國等國央行已將人民幣資產納入其外匯儲備,人民幣在部分沿線國家開始發揮價值儲備功能。從流動性來看,隨著美國當局不斷收緊貨幣政策,人民幣將成為重要的貿易融資貨幣之一。中國內地自2017年的未來10年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年均貿易額預計將超過16.85萬億元人民幣(2.5萬億美元)。加之項目所需的部分融資會以人民幣計價,將擴大人民幣產品的範圍,吸引企業使用人民幣完成跨境貿易、現金管理及投融資。決策部門可以考慮圍繞以下三個方面,繼續擴大人民幣在“一帶一路”區域的使用範圍:一是加快“一帶一路”國家的人民幣清算網絡建設;二是引導“一帶一路”國家的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三是進一步發揮“一帶一路”沿線中的金融中心的輻射功能,特別是香港等國際金融中心的帶動作用,為區域貿易與金融合作提供全方位的跨境人民幣服務。 在上述第三方面,可以充分發揮香港的國際化、多元化的金融中心優勢,為“一帶一路”提供債券、股權等不同類型資金,把香港打造為“一帶一路”的融資支點和金融放大器。鑑於“一帶一路”倡議的起步特性與其基礎設施項目的性質,初始階段的主要融資需求會以債務融資為主,發行債券是“一帶一路”項目融資的必然需求。近年來,中資美元債券、點心債券發行在香港發展迅速,2018年在香港交易所證券市場新上市的債務證券集資總額達到1344.8億美元,至2019年9月底的債券集資總額為1317.4億美元,月底上市數目達1347只,已是亞洲重要的債券融資市場。此外,“一帶一路”項目在建設過程中或完成後,這些項目主體也可以爭取在香港的證券市場上市,再通過“互聯互通”吸引國內資金投資,實現中國內地資本的全球分散配置,也為“一帶一路”項目持續投融資,增加資產交易流動性提供條件。 (三)推動資本市場開放和人民幣國際化的協同發展 人民幣國際化需要資本市場的成熟發展,未來當資本項目完全開放後,股票市場和債券市場將為人民幣的輸出和回流提供重要的交易結算平台。通過繼續培育有深度的人民幣金融產品市場,夯實人民幣資產跨境交易的金融基礎設施建設,從全球視角提升人民幣資產的配置價值,增加人民幣的海外投資交易需求。 一是參照美國經驗,可以通過允許境外機構在境內發行人民幣債券來推動人民幣輸出,以及通過在境外發行人民幣債券來促進人民幣回流。近年來,中國內地債券市場開放程度不斷提升,已經向境外合資格的機構投資者開放了銀行間債券市場、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人民幣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RQFII)、“債券通”的“北向通”等四條主要渠道,便利境外投資者參與中國內地債券市場。 2018年香港的“債券通”平台又根據國際投資者的要求,進一步完善功能,包括券款對付(DvP)結算的全面實施、交易分倉功能上線、稅收政策進一步明確,以及彭博加入“債券通”成為Tradeweb以外的另一交易平台等。 2019年“債券通”日均交易量達129億元人民幣,獲准入市的投資者數量達1311家(包含金融機構及投資產品的資產管理人),覆蓋全球31個國家和地區 。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人民幣債券的便利性已經大大提高,其於中國銀行間債券市場所持債券的佔比亦大幅提升。 二是應同步繼續推動中國內地投資者到海外投資,逐步實現中國內地資本對外投資多資產種類及多渠道〔如合格境內機構投資者(QDII)等〕的並行模式。鑑於香港能連接內地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獨特金融中心地位、成熟的金融體係與“互聯互通”的製度框架,香港可以在滿足對信息透明、安全可控的要求之下,推動內地居民的全球資產配置。 2020年第一季度海外市場出現較大調整時,內地資金連續流入港股,“港股通”流入香港股市的資金創歷史新高。 2020年3月13日及19日,南下資金每日淨買入均超過百億港元 ,可見中國資本正在充分利用“互聯互通”的便利優勢進行國民財富的全球配置。債券市場方面,在未來條件成熟時,適時開通“債券通”的“南向通”,進一步促進中國內地金融市場的運行製度與國際金融市場的通行標準接軌,逐步放開境內與境外市場價格聯動與套利交易的規限,從而最大程度地爭取海外投資者的參與。 三是應該為全球投資者建設符合國際規範的人民幣金融基礎設施,提升交易後託管清算和質押品管理服務的能力。中國內地現行的託管結算制度與國際通行的規則仍存在較大差異,可以考慮在香港建立符合國際慣例的人民幣金融基礎設施,並推進交易所債券市場的聯通。連同跨境人民幣託管及結算系統等設施的建設,為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及地區性債券提供相應的發行、託管和結算服務,從而消除人民幣資產的抵押、回購等交易的機制壁壘,為人民幣的跨境循環提供一整套符合國際規範的骨幹網絡。 (作者簡介:巴曙松,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中國銀行業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博士,教授,博士生導師) (資料來源﹕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2020-07-10在當前疫情蔓延,逆全球化思潮加劇的背景下,各國經濟受到前所未有的衝擊。作為東亞兩大經濟體,中日兩國加強區域合作,共同應對疫情風波帶來的影響,將對維護區域及全球經濟的穩定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基於此,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於6月28日舉辦“中日合作:新形勢與新機遇”線上研討會。來自日本野村資本市場研究所、美國聯博資產管理公司、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及綜合開發研究院專家圍繞中日間合作的現狀與前景進行討論。 從“製造”到“智造”,推動傳統經貿合作升級 2018年以來的中美貿易摩擦與今年突如其來的疫情無疑影響著中日兩國間的正常經貿往來。如何共同應對疫情下市場及經濟環境的不確定性,也成為中日間合作的一大考驗。為加強中日間企業交流,提升未來合作的質量與水平,雙方應積極尋求經貿合作新機遇。 一方面,除了繼續優化營商環境,幫助在華日企實現復工復產,增強日企在華投資的信心。另一方面,從長遠來看兩國企業應在產業鏈中找准新定位,形成中日企業合作新模式。隨著中國產業結構的優化和人力成本的上升,中日傳統的中低端產業鏈分工合作模式面臨轉型升級。中國可以藉助完備的產業體系和近年來積累的技術經驗等優勢,吸引更多日本企業參與新興領域的合作。例如針對疫情之下迎來快速發展的數字經濟新業態,中日企業可各自發揮大數據技術與優質服務等特點,實現優勢互補,為兩國間的投資合作注入新的動力。 共同維護自由貿易,有效應對逆全球化風險 面對全球疫情導致的逆全球化壓力,經濟合作在未來中日關係中仍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出口為導向的中日兩國經濟需要穩定和可持續發展的國際市場。同時,作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的重要參與方,中日應進一步加強區域合作,將應對逆全球化和貿易保護主義作為協調兩國行動的重要目標。 在具體實踐中,中日兩國應繼續致力於保持貿易投資市場開放,在貨物、服務、投資便利化等雙方擁有較高共識的領域優先實現階段性協定,包括推動原產地規則和相互認可等機制的簡化、減少貿易壁壘、幫助企業降本減壓,以及推動中日進出口貿易的穩步增長。同時,應繼續發揮兩國產業互補優勢,在RCEP的製度框架下推動全球供應鏈在東亞的升級,形成東亞區域內“生產—銷售—消費”的閉合循環,以減少疫情下國際市場萎縮帶來的負面影響。 以需求為導向加強金融合作,維護區域金融穩定 中日兩國在貿易、投資等領域存在較強的互補性,中日經濟依存度也保持著較高水平。雙方緊密的經貿往來也為中日兩國間加深金融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兩國之間的相互需求日益增大,中日發展互利互惠的金融合作關係既符合兩國共同利益,也對維護疫情衝擊下的亞洲金融穩定起到重要作用。 首先,中日兩國應繼續強化金融合作機制,在多邊金融組織框架下對接兩國的經濟發展目標,尋求共同利益最大化,實現互利共贏。其次,自2015年起,中日兩國在人民幣離岸業務合作領域進行了積極嘗試,如借鑒歐洲美元市場發展的經驗,通過簽署中日雙邊本幣互換協議等方式支持人民幣離岸業務發展;借鑒日本“黑字還流”計劃經驗,通過亞投行、絲路基金、人民幣海外投貸基金等平台支持日資商業金融機構參與和服務人民幣海外投資項目;同時還借鑒歐盟與伊朗探索建立特別結算機制的經驗,通過成立人民幣跨境支付系統,吸引日資金融機構的積極參與。未來,中日兩國應從戰略高度謀劃全球經濟金融發展格局。 拓寬兩國合作邊界,加強在提供國際公共產品的合作 自中日復交以來,兩國在政府和民間兩個層面進行了多種形式的資金合作,其中主要是日本向中國提供政府開發援助(ODA)。隨著中國經濟的飛速發展,中國由ODA的接受者轉變為提供者,兩國的合作重心開始轉為聯合提供國際公共產品,中國提出的“一帶一路”就是實現合作的重要平台。除了通過“一帶一路”等提供“地區性公共產品”,中日還應在“全球公共產品”的供應方面加強合作。 近年來,美國多次採取退出國際多邊組織等具有孤立主義色彩的行為,對全球公共產品的供給帶來了嚴重影響。此次疫情爆發是全球公共衛生安全面臨的一次重大挑戰,各國命運相連、休戚相關,也為中日加強國際公共衛生合作治理、建立公共衛生產品的提供機制提供了契機。作為全球第二及第三經濟大國,中日兩國應該同心協力,發揮應有的作用。由於目前新冠疫情在全球持續蔓延,兩國在傳染病防治方面的合作顯得尤為迫切。 (資料來源﹕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2020-07-09面對當前複雜的中美關係,加強中美兩國智庫之間的交流與對話尤為必要。 7月3日,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與舊金山灣區委員會經濟研究所舉行中美智庫線上研討會,雙方專家圍繞中美灣區經濟發展、兩大灣區合作前景、中美關係等議題展開交流。 針對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最新的進展,綜研院常務副院長郭萬達博士指出,粵港澳大灣區自啟動以來已經在區域發展規劃對接、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國際創新中心建設,以及優質生活圈構建方面取得重要的階段性成果,但在跨境要素流動、區域協調發展等內部問題上仍有進一步改善的空間。此外,本次疫情也給大灣區的跨境運輸、商貿服務業帶來不少挑戰。在談及大灣區面臨的外部環境時,綜研院新經濟研究所執行所長曹鐘雄博士認為,粵港澳大灣區對外開放程度較高,外向型經濟特徵明顯。自中美貿易摩擦發生以來,粵港澳大灣區內相關產業的發展受到了明顯的衝擊。而因疫情加劇的逆全球化更是使全球供應鏈面臨著斷裂風險,並加大灣區內的企業壓力。因此,如何提升自主創新能力,加強灣區內各類企業在產業鏈上的協調發展,積極應對國際環境的變化,對於剛剛起步的粵港澳大灣區而言極為重要。 對於中美貿易摩擦下的灣區經濟發展,舊金山灣區委員會經濟研究所所長肖恩·倫道夫表示,當前中美關係面臨著困難,這也給兩大灣區間的科技和經貿往來帶來考驗。對於近來“中美脫鉤”這一問題,肖恩·倫道夫認為,一些在華美國企業的供應鏈的確面臨財務和運營方面的挑戰。考慮到目前的形勢,將業務從中國分散出去或擴大在中國以外的製造業務主要還是階段性、戰略性選擇,這並不會改變整個供應鏈生態,中國依然是全球具有極大活力的市場。例如舊金山灣區企業在中國市場獲益頗多,這是可以親身感受到的好處,中國企業也與美國企業形成了分工協作的關係並從中獲益。所以保持正常的貿易往來對中美未來經濟發展的益處良多。 對於未來兩大灣區合作的前景,雙方一致認為,由於兩大灣區都深入融入到全球產業鏈當中,同時具備龐大的市場,市場合作與良性競爭,客觀上將有利於中美兩國經濟發展,也能為全球經濟帶來正向的外溢效應。在談到未來兩大灣區具體合作的路徑時,綜研院可持續發展與海洋經濟研究所所長胡振宇博士則提出,隨著社會的快速發展,雲計算、人工智能、大數據、醫療、環保領域將衍生大量藍海市場,兩大灣區在上述領域均具備相應技術優勢。雙方應通過優勢互補來培育新的商業機會,增強各自區域的經濟實力,拓展合作空間。另外,可加强两大灣區地方立法機構的交流與溝通,並在此基礎上推動雙方地方政府在經貿、人文等各領域合作,以此來緩解中美關係不穩定給兩大灣區企業帶來的市場壓力。 在提及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對中美關係走向的影響時,肖恩·倫道夫認為,中美競爭具有長期性的特點,目前兩國已由貿易摩擦上升到金融、科技、國際輿論、國際規則等多領域的博弈。無論是共和黨的特朗普或是民主黨的拜登最終勝選,中美在敏感領域的分歧和競爭都將長期存在。但相比特朗普政府,民主黨陣營在對外政策方面更傾向於回歸到美國傳統的全球化戰略上,並通過外交手段來處理中美關係議題。這在奧巴馬政府時期的對華政策已經得以體現。因此他建議,未來中美兩國在重大問題上仍需加強溝通,共同協調立場以解決爭端。此外,肖恩·倫道夫認為,香港問題現在仍是中美兩國比較關注的熱點問題。美國政府對香港的政策調整也必定涉及國內不同利益集團或群體的利益來考量。從近期來看,港區國安法可能會影響到一些跨國公司在香港的投資。但從長期來看,該法案對香港經濟社會長期發展的影響有多大尚待觀察。但只要香港仍然作為一個法治之地和自由社會,香港仍將繼續發揮其獨特價值和作用。 最後,雙方表示,當前中美關係處於關鍵時期。加強溝通,化解分歧,避免衝突擴大才是理性做法。中美兩國可以進一步通過增加民間交流和雙邊協作來增進互信,努力尋找和擴大合作領域。 (資料來源﹕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2020-07-09一,國際中央證券存管機構是國際金融市場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之一 國際中央證券存管機構(International Central Securities Depository,簡稱ICSD)是國際金融市場中重要的金融基礎設施之一。ICSD最初起源於1970年代為“歐洲債券”(Eurobond)提供結算業務,經過多年發展,全球目前已形成兩大主要的ICSD-歐洲清算銀行(Euroclear)和明訊銀行(Clearstream),為國際市場上幾乎所有類型的金融工具甚至包括與股票和投資基金相關的產品提供結算和託管等服務,支持國際市場超過40萬億歐元規模的金融產品交易和運作。 ICSD通過各種接口聯通了全球不同國家和市場的本地中央證券存管機構(Central Securities Depository,簡稱CSD),為全球各金融機構(包括亞洲市場)不同貨幣計價的金融產品(特別是與債券相關)的產品)提供跨境結算,託管,債券融資,發行等多種重要服務(表1)。這些服務覆蓋了全球大部分的跨境離岸業務,也相互滲透進入本地金融市場的託管結算範圍。 Euroclear和Clearstream之間建有“橋式”(Bridge)之間的聯繫,可以同時結算在這兩個ICSD中聯合發行的各種國際債券。各ICSD又與其他本地CSD建立了單邊聯繫,同時也兼併有本地CSD的身份,為本地貨幣市場工具,本地政府和公司發行的債券和其他類型證券產品提供結算和託管服務。ICSD這些功能的實現,對歐洲金融市場一體化發揮重要推動作用。 與本地CSD標準,ICSD的銜接優勢在於自身持有銀行許可證,可以為國際參與者跨區域提供包括全球多個主要貨幣內部的流動性。ICSD提供流動性的基礎在於它所提供的國際證券借貸(全球證券融資),三方回購(Triparty回購服務)和質押品管理(抵押品管理服務)的服務功能。的抵押品池獲得全球主要貨幣流通性的支持。在目前主要的ICSD體系中(如Euroclear),質押品託管系統已經與美國,歐盟,日本,英國等多個經濟體的貨幣法定賬戶連接,可以獲得來自這些貨幣當局的流動性支持,大大提升了ICSD應對日間流動性緊張的能力(圖1)。這一功能在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尤為重要,當金融危機時期市場突然遭遇流動性枯竭的情況下,ICSD為國際市場提供的跨境,多幣種流動性,對維護國際金融系統穩定實施重要作用。 ICSD也為本地證券市場擔當全球託管銀行的角色。作為國際與本地市場之間的接口,ICSD提供類似的全球託管銀行的功能,涵蓋各個國家和地區的本地保管,結算,外匯交易,衍生品結算內部的各種服務。同時,Euroclear和Clearstream還與花旗,匯豐,JP Morgan等其他全球託管銀行網絡連接,利用規模經濟降低本地參與者參與全球交易後(Post-trade)體系的固定成本。通過與全球託管銀行網絡連接,目前清除實際覆蓋的市場約有57個,Euroclear則向40個多個國家/地區的金融機構提供證券服務,涉及債券,股票,衍生品和投資基金等產品,將交易後服務擴展到多個市場和地區。 二,國際市場在建立統一的區域性跨境證券存管體系方面的嘗試 ICSD體現出國際資本市場將區域性跨境證券存管體係不斷整合的努力。長期以來,為了提高跨境,跨貨幣的證券結算效率,各國不斷完善區域性的跨境證券存管體系,通過約會券款對付(Delivery vs Payment,簡稱DVP),同步收付(Payment and Payment,簡稱PVP)的交收方式,以及與實時全額支付系統(Real Time Gross Settlement,簡稱RTGS)連接,降低整體金融系統的風險。同時,國際市場也不斷整合區域性的金融基建平台,以減少跨境交易與結算成本,來實現擴大投資者基礎及增加市場整體流動性的目的,從而逐步推動區域經濟和金融一體化。 目前,國際市場在整合區域性跨境證券存管體係時,大致會朝兩個方向推進: 方向一:在區域內部的本地CSD之間建立連接平台 這種方式主要在本地CSD和RTGS系統之間建立相互連接,通過連接讓在本地CSD已經開立賬戶的本地金融機構之間一是可以直接進行跨境交易,結算對方本地市場的債券,二是使用本地債券作為抵押品獲得第三方貨幣流動性(如不同貨幣之間的回購交易),三是發行國際債券,如歐洲債券,離岸人民幣債券(即點心債券)等。 這些系統之間的接口既可以是基於CSD之間相對簡單的協議,也可以是相對複雜的操作性安排。如從2006年開始,歐洲地區已經開始推出“泛歐證券交收綜合平台”(TARGET2 -證券,簡稱T2S),由歐洲中央銀行協調,歐元區各替代的中央銀行共同維護,將歐元區分散在多國的證券交收金融基礎設施連接在一起,降低歐元區域跨境證券交收成本,消除各國市場之間的跨境證券交收的障礙,是推動歐元區金融單一市場的關鍵步驟。 由於區域內參與連接平台的各個市場和本地CSD可能分別位於不同的發展階段,在市場開放度,貨幣可兌換性,法律合規要求,以及本地操作慣例等方面可能存在諸多差異,因此,在連接區域內部的各個CSD和RTGS系統時,通常會採用具有兼容性的跨境連接方案。如亞洲地區從2010年開始逐步整合區域的CSD,在擴展區域內跨境證券存管體系整合方案時,就根據當地基礎設施的水平和金融市場的發展程度,採取了一些靈活的連接框架。2012年香港金融管理局與馬來西亞推出試點平台(即試驗平台),即按上述思路整合亞洲區域的跨境證券存管體系的初步嘗試。 方向二:建立單一機構為區域內各市場提供統一整合的抵押品管理,跨境託管,結算,融資等服務 建立單一機構ICSD提供交易後功能,是實現證券跨境交易獨特的模式。以Euroclear為例,Euroclear具有ICD功能,同時還管理七個歐洲國家的CSD,這幾個本地CSD在其本國市場作為獨立實體運作處理本地證券的清算交收,同時又連接著Euroclear統一整合的抵押品管理和跨境結算平台,因此這些國家可以以降低的成本和更高的效率(以DVP等方式)處理年證券的跨境交收,以更佳方式解決跨境交收中的流動性風險和外匯交易風險。2014年亞洲開發銀行也提出了“亞洲ICSD”(亞洲ICSD)的構想,可以視作這一模式的延續,其大致思路是遵循現有的ICSD的系統架構建設亞洲地區的ICSD,在亞洲及主要國際貨幣計價的證券在亞洲ICSD內部實現DVP跨境交收,同時形成統一的亞洲證券抵押品數據庫,允許以亞洲跨境抵押品進行抵押借貸,以獲取包括全球主要貨幣及亞洲區域多個貨幣的流動性,不需要依賴本地CSD和RTGS系統,由ICSD委託當地代理銀行處理資金交收。 從中短期角度來看,方向一整合方案可以另外靈活的方式連接現有基礎設施,便於更多本地CSD參與,而且通過與貨幣規範RTGS連接,可獲得貨幣法定提供的流動性。這種做法的優點在於盡量減少對各地現有的現行慣例和法規方面的修改,在中短期內可以擴大有限的投資額實現整合金融基建的目標。不過,這種方案缺乏統一平台管理質押品,需要依賴現有的歐洲地區ICSD的服務及系統,並沒有真正解決跨境資本投資亞洲債券市場中可能遇到的流動性管理,託管結算等方面的技術問題,沒有真正形成一個獨立的,專為亞洲市場服務的託管結算體系。 亞洲開發銀行提出的亞洲ICSD模式則是仿照國際主流ICSD框架,建設亞洲區域統一整合的抵押品數據庫,提供多幣種的跨境質押品管理和回購服務,來解決跨境結算的流動性風險與跨時區結算風險,但它面臨的問題在於流動性提供的過多性和貨幣的可兌換性。亞洲眾多經濟體還存在資本管制,對跨境結算和資金匯出匯入有一定要求,因此,亞洲ICSD為區域內部金融機構提供流動性的功能會並在各地的資本管制中,流動性提供規模也取決於亞洲ICSD與各主要貨幣當局之間可達成的流動性安排協議。 建立新的國際存管機構與整合現有的金融基建平台並行不悖,反而可以通過競爭提高效率,創造有效的市場環境。當歐洲央行將存管業務整合到T2S一個平台時,也允許各國CSD與Euroclear ,淨流並行運作,來增強公平競爭環境,為不同類型客戶提供更好的存託服務,也可以讓既有市場的參與者用自己熟悉的本地法規和常規進行交易。 三,建設亞洲地區ICSD的必要性 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監管機構對金融機構的資本緩沖和流動性管理要求不斷提高,市場對質押品管理效率和獲取不同貨幣流動性的需求也在不斷增加。和交易後設施,不利於形成協調統一的基礎設施架構,降低區域內部金融體系運作成本和風險,也不利於形成規模效應,提高整個證券市場的效率。 實際上,過去十年亞洲債券市場已有長足發展,在全球體系內部不斷增加的重要性,而在推動區域金融一體化方面,受制於區域內部貨幣兌換,資本管制,金融基建效率等製度因素,跨如果能進一步整合區域金融基建平台,建立統一的市場運作機製或類似歐洲結算,清算這樣的國際性的統一託管結算金融基建設施,將可為跨境界證券交易提供更安全,更高效的金融基礎設施。 當前亞洲地區ICSD的建設需求主要受到三方面市場因素帶動: 第一,人民幣國際化和亞洲債市的迅速發展吸引越來越多的跨洲,跨境證券投資活動,有必要在亞洲地區建設安全,可靠的跨境交易,結算及託管體系,以符合國際規範的金融基礎設施來推動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截至2019年底,亞洲本幣債券市場規模已達到16萬億美元規模,較2008年增長了4.5倍。國際資本持續流入亞洲債券市場,2019年第四季度,中國,韓國,韓國的大量互換債券市場的規模分別達到110億,24億和37億美元,外國在債券市場的比重分別達到5.82%,38.57%和12.3%。的,“一帶一路”涉及到的基建項目催生大量發債融資需求,需要在亞洲市場上大量發債解決融資缺口,這些因素都將導致亞洲債券市場交投活躍,同時也對具有國際網絡,能為亞洲債券市場提供發行,託管等所有權功能的金融基建產生了巨大的需求。 2016年人民幣正式加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為全球資本配置人民幣資產,特別是人民幣債券產生了巨大的推動力。截至2019年底,境外機構持有的人民幣債券規模已完成根據IMF對特別提款權貨幣的評估標準,達到達到2.2萬億人民幣的貨幣,需要為這些境外機構持有的人民幣債券提供更便利的回購,託管等交易後服務,增加債券市場的流動性。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借貸和境外債券的規模大小是考慮人民幣自由使用度的主要標準之一,因此,助推以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債券發行,為人民幣計價債券提供符合國際標準的融資,結算,託管等服務也是推動人民幣國際化的重要突破。 隨著亞洲區域跨界債券投資活動的日益活躍,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債券發行量不斷增加,如果相關產品仍然按現有模式繼續依賴歐洲的國際化託管結算體系,則會導致更高的結算風險及交易成本,而且交易貿易摩擦以及地緣政治衝突不確定性加劇,當中國,其他亞洲國家與歐美髮生爭端時,歐美利用金融體系實施制裁的風險可能增加,因此,為亞洲地區提供一個真正獨立的,專為本地市場服務的託管結算體系具有重要的戰略意義。 第二,亞洲地區參與者需要從技術層面真正解決在跨區域,跨境證券投資中存在的信貸,操作,外匯交易,流動性等風險,因此需要增加增加地區金融體系的穩定性 目前,亞洲投資者交易歐美地區的證券時,仍需要依賴Euroclear或Clearstream等金融基礎設施處理跨境交收,這可能因時差因素導致亞洲投資者暴露於更高的跨境結算和流動性風險之中。目前,亞洲地區的慣常做法是匯總交易後在參與之間進行淨額交收,或使用ICSD提供的授信額度來彌補,但這些做法都伴隨著較高的信貸和外匯結算風險,涉及的跨境成本也較高。 如果建立了亞洲ICSD,跨境結算可以通過統一平台進行,不需要通過多個CSD之間的多個指令轉委託代理,也可以實現跨境和跨幣種的券款對付,解決本金交收中重要的信用風險和操作風險。更加重要的是,亞洲ICSD會進一步整合區域內部的抵押品數據庫,以成本的成本提供信貸服務及證券回購服務。 第三,中國資本已步入全球配置階段,需要在亞洲地區建設既符合國際市場交易慣例,也能滿足信息透明的監管要求的金融基建來配合 如果建成的亞洲ICSD與Euroclear和Clearstream兩大國際ICSD建立賬戶連接,就會成為中國資本進入國際債券市場的重要門戶,利用ICSD之間的系統連接可以直接投資,交易全球主要市場的國際債券,也可以將持有的債券進行抵押獲得國際主要貨幣流動性,提高資本使用效率。 另外,ICSD對客戶的海外投資進行集中化管理,離岸資產的交易,抵押品的使用,回購信貸規模等信息會更加透明,因此,有技術條件支持更有效的,符合國際慣例的跨境監管需求,持份者也可以考慮在亞洲ICSD中以創新方式將“突破式”監管模型與多級託管體係有機結合。在多級託管體系下,全球託管銀行,代理人服務提供商,資產管理公司,經紀人等各類中介機構之間建立多點連接,與全球金融系統,其他國際ICSD相互聯繫,為投資者提供各種高效的,差異化的金融服務。式”市場監管模型逐漸受到監管者認可,特別是內地突破式“一級託管”模式對提升內地資本市場效率發揮了重要作用,多數增長較快的規模也向“一級託管”亞洲ICSD既可以按照國際慣例保持多級託管架構,又可以同時發布“穿透式”監管,運作模式可根據各地的市場結構和慣例進行調整,在利用多級託管擴大網絡覆蓋範圍和加強跨境監管透明度之間取得平衡。 四,香港建設亞洲ICSD的獨特優勢 一直以來,香港完全連接亞洲與國際金融市場的獨特金融中心框架,已經發展出一套成熟的,與國際金融體系接軌的製度框架。“債券通”的“北向通”於2017年推出,作為“到2020年3月底,通過“債券通”進入中國債市的境外機構投資者達520家。3月份境外互聯互通”框架下的項目延伸,為國際資本流入人民幣債券市場提供了一條新的渠道。機構投資者通過“債券通”完成的現券交易達5077億元人民幣,佔境外機構投資者於中國債券市場總交易量的55%。 可以預見,在未來條件成熟時,中國內地將會適時開通“債券通”的“南向通”,那麼內地流向境外的資金將會增加,境外人民幣計價債券的發行和交易也會更加活躍。在香港建設基於“互聯互通”的獨特模式,符合國際規範的ICSD金融基礎設施,有利於提升亞洲地區交易後託管結算,抵押品管理服務的能力,以可控方式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通過在香港建設亞洲ICSD並以“互聯互通”模式對接內地系統,內地投資者可以涉足更廣泛的國際債券市場。其中,亞洲地區債券將包括在香港的中央結算系統中託管,清算和交收的區域性債券,在香港上市的各類主權等級,高等級的跨國企業債券,以及接收亞洲ICSD的於亞洲其他本地CSD(如馬來西亞,韓國等)中託管的債券。亞洲ICSD也可以與Euroclear和Clearstream兩大國際ICSD建立賬戶連接,通過與這些歐洲地區ICSD之間的連接,可以進一步擴大涉足國際債市的範圍,在滿足信息透明,安全可控的情況下,為亞洲地區金融機構,企業和個人提供更寬廣的平台,實現跨境投融資活動和全球資產配置。 此外,轉換功能不斷增加,亞洲ICSD的服務還可以進一步擴展,為與人民幣匯率和利率相關的各類固定收益類衍生品提供結算,抵押品管理和場外業務集中清算等服務。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場外衍生品交易和場外清算所隱含的風險引起了國際監管機構的高度估計。結果,一些國際證券存管結算機構的服務已經進一步延伸,覆蓋到場外金融衍生品市場。“債券通”開通後,投資中國債券市場的大型國際機構會迫切需要人民幣計價的利率互換等衍生品來實現風險管理,亞洲ICSD的功能可以順應市場需求,進一步延伸到場外衍生品的結算,為跨境人民幣衍生品提供交易結算服務。 五,結語 “一帶一路”建設的推進,“互聯互通”框架下“債券通”項目的成功上線運行,為發展亞洲ICSD帶來重大利益。通過“債券通”的不斷完善,內地流向整個亞洲的資金將亞洲市場需要一個更符合國際規範的金融基建平台,為以人民幣計價的國際及地區性債券提供發行及結算服務,在當前地區貿易衝突不斷升級的背景下,提升金融基建能力有助於保障資金安全。 作為一部分獨特的金融中心,香港可連接亞洲(尤其是中國內地)與國際金融市場,依托成熟的金融體係與互連互通的製度框架,在香港建設符合國際規範的ICSD金融基礎設施,促進進一步提升亞洲地區交易後託管結算,抵押品管理服務的能力,進一步促進中國內地與國際金融市場的通行標準接軌,同時也為人民幣的跨境循環提供符合國際規範的金融基建,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重要支持。 (資料來源﹕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
2020-07-06History is being unveiled real-time today, not as fact, but as entertainment. John Bolton’s sensational book that reveals chaos in the White House is living history published only nine months after he stepped down from the powerful insider posi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Adviser to President Trump. Thanks to US freedom of information, we enjoy living history on real-time basis, rather than Chinese dynastic history that can only be released after the death of the last emperor. Strictly speaking, official secrets cannot be declassified until 50 years after the events. In this age of instant gratification and monetization of political service, no one can wait that long. Getting Bolton revelations, Trump tweets and CNN daily, we need to read older histories to put our present chaotic age in proper context. Bolton, for example, belongs to the generation of elite national security experts who see history within the Greek Thucydides (431-404 BC) tradition, defining war as driven by “fear, honour and interests”. He still sees history from the Western-centric world-view. British empire poet Rudyard Kipling’s phrase, “East is East and West is West, and never the twain shall meet” set off the myth that the West developed its own path to hegemony absent any influence from the East. Western historians forget that their sources of Greek philosophy and science came via Arab libraries in Alexandria, Istanbul and Islamic occupation of Spain (711-1492 AD). Having longer and more painful history, Asians see the world as interactively reflexive. In a world bound by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human networks, Eurasia and America are inextricably entangled together. You cannot see East-West rivalry in absolute, zero-sum “we are good - they are evil” terms. The worst evils are done with good intentions but good can come out of bad events and historical mistakes. By painting people who disagree with America as “evil”, the US may have created enemies where there were only critics or competitors. The result is that the US has blundered into one war after another without any good exit plans. Bad American leadership creates huge global collateral damage. Given the intense conflict between US and China, how should Bolton’s tell-all memoir be viewed by Chinese historians? It is no coincidence that Western history has been linear and cyclical in thinking, because the American empire is more of an outward expansion of European culture that then spanned the globe through dominance of the seas, air, space and today cyberspace. Geographically, the United States is guarded by the Pacific and Atlantic Oceans, with no military threats from its northern neighbour Canada nor the smaller Mexico in the South. No one can rival her nuclear armory and hardware. In contrast, China is geographically bound by the deserts to her West and North, as well as mountains and jungles in the South. Throughout history, she faced invasions from the North hordes or internal civil wars and rebellions. It is no wonder that Chinese history is insular, making Chinese philosophy more systemic and inward looking because the Chinese elite saw the contention of power around the central plains, dominated by the capital and around the emperor as centre of power in the central kingdom. Trumpian White House politics as described by Bolton and other million-sellers (Bob Woodward’s Fear and Michael Wolff’s Fire and Fury) are instantly recognizable by the Chinese as palace politics between son-in-laws and daughters, an inner circle and outer networks of kinship, alumni, class or creed. How would today’s events be judged by the classic works of two Chinese Grand Historians, Sima Qian (145-86 BC) and Sima Guang (1019-1086 AD)? Sima Qian wrote his monumental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 Shiji” because he offended the Han Wudi (Military Emperor 157-87 BC) and was given the choice of death or castration. He chose the latter in order to finish his masterwork which covered Chinese history from the early beginnings to early Han. The book comprised 130 chapters and half a million characters, full of famous stories that still come alive in their telling for almost every child in China. Sima Qian was brilliant in his description of how different emperors, officials, warriors and businessmen operated, with keen observation of character and values (good, bad or evil) that shaped policy, events and history. John Bolton would be rated as an ambitious official, confident of his abilities and willing to make allies and enemies alike in the snakepit of palace politics. Because he was sidelined by the powerplay, he chose to expose his former boss as “not fit for office”. Reading his memoir, you can almost smell how his friends and rivals knifed him backwards, sidewards and digitally. In contrast, almost exactly 1,000 years later, the Song Dynasty (960-1279 AD) historian Sima Guang was more a politician than historian. He was senior minister (but powerful because he was also teacher) to the young Emperor Yingzhong. The emperor became enamoured by Sima Guang’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rival Wang Anshi (1021-1086), famous in history for attempting a comprehensive reform that failed. Having competed and lost the policy battle for reforms, Sima Guang retreated to write an official history that spanned China’s history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475 – 221 BC) to 959 AD, which marked the end of the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 period (907-960 AD). China’s history is an unending cycle of fragmentation and unification, held together by a Confucian bureaucracy that was simultaneously a boon as well as a corrupt bane. But the system has endured and outlasted invaders, rebels and reformers alike. Sima Guang’s Comprehensive Mirror to Aid in Government (Zizhi Tongjian) took 19 years to complete and contained 294 volumes and 3 million characters (six times the size of Records of the Historian). What was special about the Comprehensive Mirror is that it is a teaching manual for the emperor and his ministers, with case studies of both successes and failures in governance, politics and personnel management. History is seen as a mirror to reflect on the past, so that the emperor would be able to recognize how to deal with the complexities of the present. Western historians see this book as a text of what happened in each dynasty, whereas Chinese emperors and bureaucrats learn the art of governance by reflecting on its lessons from many failures. A thousand years later, Wang Anshi’s bold but failed reforms still resonate in Chinese reform history. Wang Anshi was not an academic, but an experienced mandarin who realized that the Song Dynasty faced a perennial problem central to any empire – internal decay versus external threat. Facing continuous attacks from the Northern Mongols (who later succeeded in pushing the Song Dynasty south and then conquering China, forming the Yuan Dynasty, 1271-1368 AD), the Song government faced an impossible fiscal and governance problem that haunted even the mighty Han Emperor a thousand years earlier. If you maintained a large standing army (or built a Great Wall) you face both huge fiscal expenditure and debt that is unsustainable. If taxes were too high, the people suffered. Worse, a standing restless army can easily engage in coup d’etat as had happened during the An Lushan rebellion (755-763 AD) in the Tang Dynasty (618-907 AD). Wang Anshi promised reforms in tax and money that were revolutionary in their time. He advanced loans to peasants to buy seed and plant crops, collecting the debt with interest after the harvest. He loaned state assets to merchants to raise revenue, restructured land taxes and tried to reform the military by creating locally financed militia. Exactly like today, the court was split between the reformers and the anti-reformers. Sima Guang was also reformist, but disagreed with Wang Anshi in terms of philosophy and method. A staunch Confucian, he understood the other contradiction in Chinese governance – officials are either loyal or competent, but rarely both. In his view, reforms can only be conducted with the right people in place. Picking the right people before Policy is implemented is critical to success. The best policies executed by bad officials end up with worse outcomes. By Sima Guang’s standards, Bolton would be classified as competent but not loyal. All empires operate by taking it, making it or faking it. The Roman and British empires expanded by taking new colonies to pay for their expenses. The British empire grew through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then advanced to become the largest trading empire, but then exhausted its resources through two World Wars. Then London stepped up as a global financial centre, “faking it” through finance and services by riding off the power of its former colony as well as the inability of continental Europe to get their act together. Today, as the United States struggle with growing debt and military and welfare burden, her toxic mix of corrupt politics, captured institutions and outmoded thinking in a multi-polar age makes her uncertain and insecure. From the Grand Historian’s perspective, America is facing her own internal decay versus external threats. To deal with these complex issues, the urgent and existential issue is clearly reform, but if you have both disloyal and incompetent officials in place, together with huge inequalities in society and warring politics, internal decay is probably more threatening than any external rival. In short, if you can’t make success, then you fake it by declaring victory and move on. In Sunzi’s Art of War strategic terms, whether you win depends on your rival (making mistakes), and whether you lose depends on yourself (making more blunders). This means that given America’s overwhelming military, technological, financial and wealth edge, the game is for America to lose, not for China or anyone else to win. Whether Trump or Biden (both in their 70s in an age of millennials) is the right leader to make the crucial internal reforms, that is for American voters to decide in November. History never repeats itself, but it does rhyme and also turns on a dime. We are truly in the moment of history when we need better rear mirrors and Grand Historians.
2020-07-03香港 – 前美國國家安全顧問約翰·博爾頓(John Bolton)的新書《涉事之屋》自稱是有關特朗普政府的“最全最實報告”。確實,它很快成了解特朗普的一個重要資料。博爾頓在書中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有多彩煽情的描述,而特朗普政府卻未能阻止這本書的出版。但是,該書並沒有回答美國當前面臨的真正挑戰:美國外交政策陷入混亂是特朗普的錯?還是由於更深層、更結構化的挑戰? 毫無疑問,特朗普總統的領導風格是有問題的、甚至是危險的。博爾頓是華盛頓的資深內部人,在他看來,國家安全顧問的職責是確保總統“在需要作任何決策時,了解其面臨的各種可用的選擇,”然後,讓選定的決策“由特定的官僚機構來執行” 。 但特朗普對有序地策劃及評估政策重點,並加以取捨這個政府職責並不感興趣,也不關心政策的實施。駕馭美國複雜的官僚機構(包括國務院、五角大樓、財政部、及各類情報機構)各自的不同議程、不同利益及各種自負,都不是他關注的重點。 博爾頓認為,特朗普真正關注的只是他的連任,以及與連任密不可分的自我形象,而且其自負的執著程度已經到了他願意做出博爾頓認為與其它國家進行不恰當的交易的程度,其目的往往只是可以宣稱他獲得了一個勝利。最終,博爾頓寫道,他再也無法忍受這一切,並提出辭呈。但特朗普仍然堅持是自己解雇了博爾頓。 特朗普對外交事務的任性脾氣與無原則作交易的態度,包括讚揚美國競爭對手的領導人、退出多邊協議,以及在他感到陷入困境時隨意發出威脅性的推特,在美國的盟友以及競爭對手兩方面都造成了相當大的混亂,更不用說導緻美國的高官及其官僚部門無所適從。毫不奇怪,特朗普的這些出格的行為嚴重破壞了美國在世界舞台上的形象與地位。 然而,在特朗普上台之前,已經有很久一段時間,美國的全球地位就在不斷退步。作為超級大國,美國的地位取決於其經濟影響力、技術創新能力、金融優勢和軍事實力。但是,美國對全球領導力的興趣和行為方式是建立在其自身作為全球道德權威這個自我感知基礎之上的,並主觀地認為世界其它國家應該採納美國擁有的普適價值觀。 地緣學家喬治·弗里德曼(George Friedman)指出,問題在於“大多數國家並不認同美國的道德標準。”確實,對於中國來說,其有自己的一套價值觀和發展的優先次序。這種自我感知與主觀認識上的分歧極大地推動了兩國之間的誤解與誤判,最後導緻美國主要政治領袖與官僚得出結論:中國是其主要戰略競爭對手。 這個將中國定位為對手的思路在美國得到了兩黨的廣泛支持。實際上,特朗普的民主黨前任總統奧巴馬(Barack Obama)也試圖將美國的戰略重點轉移到應對中國崛起方面來,儘管遠不如特朗普那麼狠,但其政策最終受到中東持續動蕩的影響而挫敗。 正如美國國際關係專家理查德·哈斯(Richard Haass)指出的,特朗普總統的運作方式與之前總統的不同,主要不在政策大方向的分歧,如走向太平洋、退出中東局勢的泥潭、或重新考慮與俄羅斯的關係等,而在於如何執行這些大致相同的政策。儘管如此,特朗普的高度分裂與對立領導風格幾乎排除了任何建立共識的可能,尤其是在對華政策方面。剩下的就是下意識習慣性地全然拒絕所有具有中國色彩的事物。 美國要擺脫目前這種混亂並不容易。美國的全球地位取決於其強大的經濟。然而,新冠病毒大流行已使約4000萬美國人需要申請失業救濟,而美聯儲預測許多人將長期失業。而長期積累的社會分裂正在加劇,例如最近在美國各地爆發的針對系統性種族歧視和警察暴力的抗議,這些當然無濟於維持強大的美國經濟。 顯然,美國老百姓及其領導人現在越來越關注國內挑戰。結果,正如哈斯指出的一樣:“世界上發生了許多重要的事情,需要美國的關注與貢獻,而美國卻竟然缺席。” 另一方面,只要新冠病毒能夠在世界任何地方繼續生存,已經消滅了新冠病毒的國家仍然會面對持續不斷的病毒大流行浪潮的威脅。而美國,不要說領導全球抗疫,連在其國內有效應對這個危機都無法做到,超過120,000的美國人因新冠病毒死亡,新感染案例繼續以每天超過25,000的速度上升。 基於目前的混亂,美國無法奪回過去擁有的全球霸權領導地位,其實也不應嘗試。世界正朝著多極秩序轉變,正如哈佛大學的約瑟夫·奈(Joseph Nye)所解釋的那樣,未來權力將分散在多個主權國家、跨國公司、非國家主體和多樣化的社區中,包括由種族、性別、宗教和文化不同而形成的多樣化社區。可是,在權力越來越分散化的同時,未來的挑戰在本質上正變得越來越全球化,新冠病毒大流行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 對於美國而言,理性及合理的對策應該是去領導全球合作,以應對共同的挑戰,包括迫在眉睫的經濟衰退、顛覆性技術對經濟與社會的衝擊,以及氣候變化帶來的深遠影響。美國需要意識到,為確保全球合作成功,所有利益相關者,包括中國、俄羅斯、和伊朗等美國的競爭對手,都必須參與其中。 特朗普證明自己不是理性及合理的領導者。但是,長期以來由兩黨共同構成的美國道德例外主義、將中國定為戰略競爭者的思路、不斷加劇的對國內問題的憂慮,以及政策的搖擺與模糊等趨勢都提示,即使他在11月落選下台,世界急需的由美國領導的全球合作也不會很快實現。 至少以上是中國收到的信息。就像美國擔心外國干涉其選舉一樣,中國將其內部穩定和國家安全視為影響其發展的至關重要的核心利益,也同樣會擔心外國干涉其內政。鑑於此,中美之間的競爭烈度可能不會很快下降。 儘管如此,正如波爾頓的新書所言,特朗普至今仍然特別不適合領導美國,更不適合領導全球。隨著美國即將舉行下屆總統大選,選民應該重溫德懷特·D.艾森豪威爾總統的名言:“只有美國人才能傷害美國”。任何其它國家,包括中國及俄羅斯,都無法在經濟、技術、或軍事上擊敗美國。但是,通過讓特朗普連任,美國人民可能會繼續傷害美國自己的利益,並將世界推向更黯淡的未來。 沈聯濤是香港大學亞洲全球研究所傑出研究員,UNEP可持續金融顧問委員會成員。 肖耿是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金融實踐教授、北京大學匯豐商學院海上絲路研究中心主任、香港國際金融學會會長。 本文來自Project Syndicate,經作者授權轉載
2020-07-02中國香港—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是亞洲城市的燈塔。它以極強競爭力和連通性,成為聯繫東西方的橋樑,也贏得了“亞洲的世界城市”的美譽。但這一地位由於香港自己的錯誤如今面臨威脅。 近兩個月來,香港被遊行示威所困擾。示威源於引渡法草案,該法的目的是簡化將嫌犯移交台灣、大陸和澳門的程序。示威者,以及許多外部觀察者,將這個已經永久暫停的法案視為中央政府希望制定的法律工具,以便於將其認定的敵對人士帶到大陸司法轄區。 因此,這一邏輯認為,引渡法將威脅到目前“一國兩制”原則下香港享有的自由與自治。一國兩制是1997年中國從英國殖民當局收回香港主權之後界定內地與香港之間關係的基礎性法律安排。示威者的這一邏輯是錯誤的。 引渡安排非常常見;香港與其他20個國家之間存在這一安排。更重要的是,中國政府知道,確保香港長期和平繁榮的世界城市地位,更有利於融合中西方的商業實踐、治理體系和意識形態,最符合中國自身利益。 因此,中央政府給了香港諸多優惠,香港居民是中國公民中納稅最少的群體,沒有對外交、國防等國家公共品做出其應有比例的公平貢獻。此外,不論有無引渡法,香港都享有最大的自由和自治。 但香港的優勢如今岌岌可危,主要原因在於其自身的不安全感。一些中外評論家指出,近幾十年來,中國大陸的經濟高速增長和發展削弱了香港作為金融、物流和貿易中心的領先地位。 1997年,香港處理了中國一半的對外貿易,其GDP接近中國的五分之一。在GDP、人均收入和航運量等指標上,香港遠遠高出大陸最繁榮的城市上海。 如今,香港只佔中國貿易額的八分之一。而在GDP指標上,它不但落後於上海,也不如北京和深圳。在航運量指標上,香港甚至被寧波赶超。 但令香港居民更尷尬的是其內部不平等性不斷加劇,這一趨勢因為其全球最高的房價而雪上加霜。此外,香港年輕人日益發現,由於英文和普通話技能不足,自己在國際環境中已經處於劣勢。 但是,正是香港本地政治,而非中國中央政府政策,才是妨礙低價公屋供應、技能改善措施不力和高價值就業機會缺乏的根源。在維護香港經濟和金融地位方面,中央政府的措施應該有所助益,特別是大灣區城市集群潛力無窮,涵蓋了南粵環珠三角的九個城市以及香港和澳門。但一些香港人抵制這一融合,擔心這會進一步削弱香港的政治自治、經濟優勢和本地身份。 問題在於香港的本地怨恨為何會激發如此大規模的示威,據海外媒體報導,2019年6月16日的遊行吸引了近兩百萬人,成為香港歷史上規模最大的遊行。 答案也許部分在於互聯網,或者更準確地說,在於社交媒體所營造的數字回音壁效應。該現象絕不僅限於香港,在2009-2012年間,它正是全球各類示威風潮背後的推動力:伊朗綠色運動、阿拉伯之春暴動、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以及葡萄牙、西班牙和希臘的反緊縮示威莫不如此。 社會運動理論家曼努埃爾·卡斯特爾斯(Manuel Castells)在其所著的《憤怒和希望之網:互聯網時代的社會運動》(Networks of Outrage and Hope: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Internet Age)中指出,這些“多維度暴動”在很大程度上並非是因為貧困、經濟問題或缺少民主,更多是來自權勢人物的傲慢與玩世不恭而挑起的羞辱。 但只有通過網絡,這些情緒才能轉化為群眾的行動。自覺被權勢人物羞辱的人因而“忽視政黨,不信任媒體,不承認任何領導,拒絕所有正式組織。”相反,他們尋求行使“對抗權”,“通過自主交流程序[…]來構建自我,免於被擁有製度權力的人的控制。” 社交媒體平台助推了這一過程。但在聚集這些對本地問題持有類似角度的群體過程中,社交媒體也導致其與相反的意見隔絕。這就助長了可悲的社會極化,導致擔憂被轉變為憤怒,在一些例子中,甚至將憤怒轉變為所謂“對改善人類社會的希望”。 這些橫向聯網、情緒驅動的社會運動常常會演變為暴力,香港正在經歷這個過程。本月早些時候,示威者襲擊並破壞了立法會大樓,隨後則是中聯辦大樓。 這些極端行為,以及擴大到香港各社區的示威活動,讓警察疲於奔命。這就將示威者本身也置於危險之地。 在這個高度緊張及分化的氛圍下,保持香港作為中國與世界之間一個穩定可靠的橋樑的優勢地位絕非易事。但維護香港這一優勢卻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為此,香港第一步需要就如何平衡“兩制”所承諾的自治權與“一國”所確保的主權進行嚴肅討論。 在此過程中,香港人必須做出重要的權衡。作為中國最為國際化的部分,香港在支持中國融入全球、鼓勵其開放方面起著重要作用。如果它放棄這一角色,中國中央政府也會砥礪前行進一步改革開放,只是香港將會被拋離在後。 本文於2019年7月29日發表於Project Syndicate,經作者同意轉載。
2020-07-02近日印發的《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新時代加快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意見》,將“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作為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經濟體制改革的重點內容,強調要堅定不移擴大開放,推動由商品和要素流動型開放向規則等製度型開放轉變,加快國內製度規則與國際接軌,以高水平開放促進深層次市場化改革。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是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 中國體制改革和經濟發展在過去40年中所取得的偉大成就,是與我們從一開始就主動開放經濟、大力發展外向型經濟分不開的。 開放經濟,首先是使我們可以充分利用我們當時的現有生產力,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換回我們自己當時還不能生產但經濟發展所急需的機器設備和技術專利。出口導向型經濟在經濟發展初期的一個重要的成效就是把我們當時的主要生產要素即大量的勞動力利用起來,通過國際貿易,實現更大的價值,為經濟的發展,產業的提升,基礎設施建設,教育和科技的發展,提供必要的資金保障,也就是掙得所謂的“第一桶金”。不開放,不擴大出口,我們後來的發展和提升都不可能實現,也不會擁有今天的世界製造業大國和貿易大國的地位。 開放國內市場,引進外資,是使我們得以進一步發展的重要途徑之一。外資帶來的不僅是當時我們還很缺乏的投資資金,更重要的是它們帶來了先進的生產技術,現代的企業管理方式,與國際接軌的技術與產品標準,同時還帶來了國際市場的渠道和產品設計與銷售的能力。外資、合資企業並不會像西方一些政客所設想的那樣被迫向中國轉移核心技術,但是他們來中國投資建廠,帶來了大量世界上已經成熟的技術,使我們可以較快地學習到現代企業的管理方法,培養了一大批我國的科研人員、管理人員和技術工人,迅速縮短了我們與世界先進國家和先進企業的差距,為後來的自主研發,打下了一定的基礎。 對外開放還打開了我們直接向一切先進的科學技術學習的大門。大批的留學生到國外學習,大批的科學工作者,科技人員,到國外進修、訪問、交流,直接學習。國內的大學和科研機構邀請國際知名學者來我國訪問、教學、學術交流,企業可以僱用外國專家。 對外開放,也使我國能夠參與國際組織,參與國際事務的治理。 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是我國對外開放邁出的重要一步。隨著我國經濟的不斷發展,我們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越來越大,話語權不斷提升。通過“一帶一路”倡議的實施,我們建立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也得到了更為廣泛的傳播。 當前,我國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國際環境正在發生深刻變化。新一輪技術革命和產業變革迅猛推進,主要國家爭奪技術制高點的競爭日益激烈;國際經濟格局深刻調整,各國爭奪國際產業鍊主導權的競爭日益激烈;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加速變革,圍繞國際經貿規則主導權的競爭日益激烈;大國關係深刻演變,大國博弈日益激烈。新冠疫情對全球經濟貿易產生巨大而深遠的影響,經濟全球化面臨更多新的不確定性。毫無疑問,“十四五”期間,我國發展面臨的外部環境將更加複雜、嚴峻、多變,機遇前所未有,挑戰也前所未有。要想在新的複雜嚴峻國際環境中實現趨利避害,我國必須堅持擴大開放和維護開放型世界經濟,以對外開放的主動,贏得國際競爭的主動,以更高水平的開放,促進全面深化改革、促進更高質量的發展,加快培育國際競爭新優勢,營造穩定良好的國際環境。 只有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的水平,我們才能利用好“兩個市場,兩種資源”,進一步發展壯大我們自己。我國近14億人口,目前的人均GDP水平只有一萬美元左右,只是發達國家的六分之一至五分之一,大量的農村勞動力還需要繼續轉移,就業壓力不斷加大。我們要擴大內需,發展國內市場,但也要利用好國際市場、利用好全球的資源,才能把我們的生產潛力充分發揮出來,持續穩步地快速增長,不斷縮小與發達國家的差距。 只有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的水平,我們才能不斷提高科學技術水平和研發能力,提高我們的國際競爭力。正如華為公司的任正非所說,永遠要向比我們先進的人學習。我們40年的發展,使我們的科技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在一些領域裡已經走到了世界的前列。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在許多領域裡,我們還落後,不僅在產業鏈上處於較低的位置,而且還會在一些關鍵技術上被人“卡脖子”、“斷供”。我們要加強自主研發,但是仍然要開放學習,降低學習成本,以較快的速度學到更多的東西,提升我們自己的水平。 只有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的水平,才能促進更多創新要素匯聚,在人才的競爭中佔居有利地位。未來的國際競爭,會更加取決於具有創新能力的人才的競爭。我們自己要加快發展教育與科研體系,自己培養人才,同時也要在全球吸引人才。我們要鼓勵外資企業在華設立研發機構,實施國際人才戰略,健全人才引進制度,對國際人才在簽證、工作許可、居留和家屬生活方面實行便利服務,營造吸引國際高端人才的良好工作、生活環境。提高公務人員商務出國管理審批效率,提供便利。支持中資企業“走出去”整合、利用海外創新研發人才與研發資源。 只有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的水平,優化營商環境,我們才能進一步吸引外資,打破國際上一些政客要求企業從我國撤出、與我國“脫鉤”甚至對我國進行封鎖的企圖。我們要適時調整縮短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服務業領域有序開放,鼓勵外商投資開展研發活動,允許外資企業參與國家科技攻關項目。鼓勵外商投資補足我國供應鏈短板,增強我國產業鏈的安全性。保持外資政策的穩定、透明、可預期,制定外資法規與政策依法徵詢外商企業的意見。建立內外資平等競爭的市場環境。落實《外商投資法》,切實做到內外資企業一視同仁、平等對待。更多的外資企業到我國進行生產與投資活動,本身增加了我國的GDP,增加了我國的就業與收入。同時彌補了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上的短板,進一步鞏固我國在全球產業鏈上的地位。 只有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的水平,我們才能以開放促改革,使我國的市場機制充滿活力和競爭力。例如,擴大金融市場的開放,不是出於別人的“壓力”,而是我們發展和完善金融市場自身的需要。我們擴大金融市場的開放,放寬准入條件,引入更多的國際金融機構,當然會導致國內金融市場競爭更加激烈。但是,高水平的競爭力只能在真正的國際競爭當中才能形成,與國際接軌的金融體系,也只能在國際競爭中才能逐步完善。更加激烈的市場競爭會使我們看到需要進行哪些體制改革,如何完善市場監管體系,真正促進資源的合理配置。 只有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的水平,完善對外投資管理與服務體制建設,才能形成一批世界級的中國跨國公司。我們要繼續吸引外資,與此同時,中國的企業也要走出去,利用全球的資源,在世界配置資源,更好地發展我們自己。反過來說,我們的企業走出去希望在別的國家獲得平等競爭的環境,我們的國內市場也要進一步開放,為別的國家的企業提供平等競爭的投資環境。 只有進一步提高開放型經濟的水平,我們才能完善對外經濟合作機制,提升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能力與水平。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是我國作為一個新興大國的內在要求,有利於維護和改善我國發展的外部環境。我國經濟實力壯大,為參與全球經濟治理體系奠定了強大的“硬實力”,提升參與全球經濟治理的“軟實力”變得日益緊迫。特別是要對標高標準國際經貿規則新趨勢,提升我國構建高標準自由貿易安排的能力。也只有我們更加開放,才能遏制“反全球化”的逆流,高舉多邊主義的旗幟,通過“一帶一路”等有利於加強國際合作倡議的實施,最終實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宏偉理想。 本文來自綜合開發研究院,經作者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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